周恩来在上海一 （6）

 

“唉!真拿你没办法。”

 

接着，周恩来仔细询问了陈乔年等同志在狱中的情况，以及驱赶叛徒唐瑞林的经过，遂又蹙着眉头沉吟片时，说道：“虽说叛徒从监狱中轰走了，可他还知道我们很多同志啊!”

 

“好办!用老顾的话说，让他以命偿命。”

 

对此，周恩来没有立即表态支持，这是因为他历来反对搞恐怖行动。接着，他严肃地向陈赓说明，党的保卫工作的重点，一是确保党中央的安全，再是营救被捕的同志。而处决叛徒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最后，他又郑重地说道：“转告顾顺章同志，在任何时候，都不允许把党的保卫工作引向恐怖行为。”

 

陈赓未再以玩笑视之，肃然点头称是。

 

“陈赓同志，你有营救乔年等同志的内线吗?”

 

“说老实话，前天还没有。”

 

“那到昨天呢?”

 

“托周主任的福，您一定给我派来了一个内线。”

 

“你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根据经验，周主任没有特殊的任务是不会主动约见我的。”

 

“你呀，真是聪明。”周恩来边说边取出一份材料，交到陈赓的手中，“你先用心地看完这份报告，然后我们再一起交谈中央交给你的任务。”

 

接着，陈赓坐在一把太师椅上，双手展开这份报告，十分认真地读起来。

 

这是一份什么性质的材料呢?是陈养山同志写给中央特委会的报告，是关于荐举敌人营垒中的核心成员鲍君甫的。

 

鲍君甫，广东人，早年留学日本，曾读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后回国投身国民革命，在“大革命时期是国民党左派，同情我党，并与我党不少同志相识。他家里有不少日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另外，他在上海滩混迹多年，“曾是日本洋行职员和新闻记者，交际很广，手腕很灵活”。不久，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爆发了，他利用职业之便，“经常去上海总工会，因而结识了洋务工会的杨剑虹。他们都是广东人，一见如故，关系比较密切。杨剑虹不久投向国民党右派，离上海到广州国民党部工作”。鲍君甫为拓展自己的视线，又利用职业之便，“于一九二五年十月曾到广州找过杨剑虹，并认识了不少国民党右派人物。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杨剑虹随国民党右派入主上海，也常去鲍家玩。到一九二八年春，鲍同国民党的人来往更加密切了”。简言之，鲍君甫的经历和学识，尤其是他在上海滩广泛的交游，使他成了国民党特务机关争取的对象。

 

一九二五年年底，陈养山同志经人介绍向鲍君甫学习日文，遂与鲍相识。这时是国共合作时期，“陈养山在上海国民党中央交通局做事。局长是恽代英同志。这个交通局负责将广州出版的大批进步书报杂志由广州运到上海再转发全国各地。这样，进步书刊才不至于被各地邮局没收”。在这期间，陈养山“也经常将书刊送给鲍君甫。鲍很高兴地说，把这些书刊译成日文能得到较高的稿费。从此两人成了比较好的朋友，有时陈养山同志也托鲍办点事”，鲍都不打折扣地帮办。“一九二八年春节后，陈从家乡出来，因为找党的关系，一时找不到，没住处，就暂时住在鲍的家里。”二人朝夕相见，无话不谈。

 

诚如前文所述，恰在这时，蒋介石从故里奉化回到南京复职。“他在二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改组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夺取了党、政、军的大权，建立了独裁统治。”同时，他“为了对付国民党其他各派的反对势力和镇压共产党，镇压革命群众，蒋介石自兼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任副部长，陈立夫任机要秘书，并在中央组织部设立了一个调查科，用党务调查为掩护，建立特务组织”。陈立夫兼任调查科第一任负责人。不久，他卸任之后，又任命自己的亲信叶秀峰接任，而这时调查科的总干事就是鲍君甫的好友杨剑虹。

 

不久，陈立夫偕杨剑虹自南京来到上海，以所谓“办案”为名，“同国民党在上海的党、政、军、警等机关广泛联系，同时探亲访友，积极物色特工人员。就在这种情况下，杨剑虹选中了广东同乡鲍君甫”。

 

据史记载：“一九二八年三月间，杨剑虹对鲍君甫说，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成立了调查科，这次要用中央党部的名义在上海筹建一个调查机构，要鲍参加办案，鲍答应了。第二天杨剑虹邀鲍到他家，介绍鲍同陈立夫见了面，并对陈说鲍是日本通。”陈立夫自然清楚日本侵华的大势，未来在上海是免不了和日本人打交道的。换言之，杨剑虹介绍的鲍君甫是必将能派上用场的，是个有用的人才，故陈立夫提议“一起到日本菜馆去吃饭”。在用饭过程中，陈立夫与杨剑虹进一步向鲍君甫说明他们的意图。

 

在酒过三巡之后，杨剑虹才直言相告，说：“主要是想办法消灭在上海租界内各‘反动党派分子’的活动，尤其是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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