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上海一 （7）

    “我再说一遍，这些工作是必需的。但是，做这些工作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破获设在上海租界区的中共中央的核心机关，逮捕像周恩来这样的领袖人物。”蒋介石严厉地说道。

    “是!”

    接着，蒋介石就在郭亮惨遭杀害的第二天——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由南京赶到徐州督师北伐，即日发表《北伐出发告后方同志书》，“要求后方将士努力职守，使阎闾不惊，工商乐业，前线将士无后顾之忧”;四月一日，蒋介石在徐州发表《告前方将士书》，要求前方将士“视民众之痛苦为己身之痛苦，视国家之危难如己身之危难，将存必死之心，士怀必胜之气，直薄幽燕，长驱关外，使张作霖覆灭之后，更无继张作霖而起之人”;同时，发表《告北方将士书》，号召北方将士翩然来归，相与成不世之业，“诚能于革命军未到以前，在军阀后方自动举义者，即以原职任用;其临阵归附者，亦一律从优待遇，与革命军无稍差异”。

    蒋介石在徐州完成二次北伐的准备工作之后，遂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下达总攻令：要求第一、二、三集团军分别沿津浦、京汉、正太铁路挺进。同时，蒋发布誓师词称：“党国存亡，主义成败，人民祸福，同志荣辱，在此一战。”从此，北伐军与奉军张作霖的战役拉开了序幕。

    继陈乔年身陷囹圄之后，向警予被捕，郭亮惨遭杀害，在激起像鲁迅先生这样富有正义感人士义愤的同时，那些附身革命潮流中的投机分子也现出了原形。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何家兴与贺稚华夫妇。

    何家兴与贺稚华同是留苏学生，他们有着极其相同的革命目的，那就是通过革命捞到所谓的名誉地位，借以满足他们追求的物质生活。因此，他们远在莫斯科就结为伉俪，在异国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大革命失败之后，他们根据组织上的安排回到了上海，每人拿着不足二十元的津贴住机关。未出一个月，他们就忍受不了这种既清苦又严格的生活，经常偷偷地出入舞厅，沉湎于灯红酒绿的生活中。那次在邓颖超家借“拜干姐妹”开中央妇委会，贺稚华未能与会的真正原因，就是去百乐门跳舞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何家兴与贺稚华的行为引起了同志们的注意。罗亦农作为中央巡视员赴武汉前夕，因事化装外出路经百乐门，亲眼看到他们夫妇喝得半醉，相互依偎着由百乐门走出，真是气愤到了极点!翌日，罗亦农一早赶到由何家兴与贺稚华看守的机关，严厉地批评他们说：

    “革命意志的消沉，必然导致生活上的堕落，而生活上的堕落，又必然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这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对你们夫妇从事的工作性质，是非常危险的!”

    何家兴与贺稚华知道罗亦农在党内的地位，而且又是他们夫妇的直接领导，只好违愿地低头认错。

    在罗亦农看来，何家兴与贺稚华的行为是不能原谅的，必须严格要求，否则会给革命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他在经过严肃批评教育之后，又严厉地说道：“在我离开上海期间，你们必须向组织作出深刻检查，等候组织的处理!”

    罗亦农离去之后，何家兴与贺稚华就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最为害怕的是罗亦农返回上海，把他们夫妇调离工作，送往外省或到农村去发动暴动。因此，他们夫妇之间经常为这件事情发生争吵。

    周恩来奉命南下香港不久，罗亦农由武汉返回上海。接着，就发生了向警予被捕、郭亮惨遭杀害的事情。由于出卖陈乔年的叛徒唐瑞林、出卖向警予的叛徒宋岳林、出卖郭亮的叛徒苏先骏等均认识何家兴与贺稚华，因此，他们夫妇完全陷入了惶恐之中。其中，贺稚华更是焦躁不安，度日如年，而且还经常在梦中惊醒，喊着“家兴救命!……”

    一天上午，何家兴外出办事，机关中只剩下贺稚华一人看守，她失魂落魄地在室内走来踱去。突然，室外传来了由远而近的警笛声，她吓得自言自语地叫了一声“上帝啊!”遂下意识地用双手捂住了耳朵，声音颤抖地叫着：“家兴，家兴……”

    警笛声消失了，但是贺稚华的精神仍然处于恍惚之中。不知何时，何家兴推门走了进来，他一看贺稚华的样子，忙问道：“稚华，你这是怎么了?”

    贺稚华闻声一看，惊叫了一声“家兴!”便扑到何家兴的怀里失声痛哭起来。对此，不知其故的何家兴只有安慰道：“不要怕，我就在你的身边嘛!”

    “那又有什么用?唐瑞林、宋岳林、苏先骏……还有其他一些投敌叛变者，都认识你我，一旦在路上遇到他们……”

    “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那该怎么办呢?一旦你的顶头上司……”

    “我早已安然无恙地回到了上海。”罗亦农边说边走了进来，随手关死房门。

    何家兴与贺稚华看见罗亦农神态严肃地站在室中央，二人惊得不知如何是好。这时，罗亦农严厉地说道：“我必须批评你们，谈论这样的问题，怎么能不关屋门呢?”

    “我……我忘了关门了。”何家兴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