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上海一 （8）

    方才，罗亦农站在门外，虽然没有全部听到何家兴与贺稚华的谈话，但是，他对他们夫妇如此惊怕叛徒却感到意外。他沉吟片时，看了看仍旧惊魂未定的何家兴，问道：“恩来同志在香港有消息吗?”

    “有，”何家兴忙转身取出一份材料，“这是恩来同志写给中央的报告。”

    罗亦农接过这份报告，坐在桌边认真地看了起来。

    原来周恩来到达香港之后，立即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他“全面分析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肯定起义领导人在斗争中表现出的革命精神，指出起义失败的原因是敌强我弱、没有争取广大农民配合、在战斗形势不利时又没有及时撤退转往农村”。同时，“他对有错误的同志也提出了批评，并宣布原来的处分决定无效”。与会者历经李立三的无端批评与处分，“大家觉得周恩来的处理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结果，周恩来很快就“正确地解决了广东党内的斗争，恢复了党的团结”。

    周恩来解决了有关广州起义的分歧之后，获悉新上任的广东省委书记邓中夏于二月底被捕，因此他又指示广东省委组织营救，不久邓中夏获释出狱。四月四日，周恩来写信给中共中央，明确指出：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努力，广东“省委已近于集体领导，虽中经挫折和破获，但较前确大有进步”。

    罗亦农所看的材料，即是周恩来写给中央的这份报告。

    中国大革命失败，即宣布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结束，也标志着中国革命业已进入新的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面对这样重大的革命命题，必须进行系统的了解和研究，方能提出切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方针与政策。然而，由于共产国际领导错误的制约，再加之蒋介石制造的白色恐怖笼罩着神州大地，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尚处于被动应付时局变化或盲目发动暴动以求速胜的阶段，很少有人去基层做艰苦的调查研究。周恩来既是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者，又是广州起义的早期决策者和善后工作的负责人，当他再次置身中国大革命的策源地广东时，不能不问未来中国革命将向何处去。为此，“在妥善处理了广州起义善后事宜后，周恩来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对广东的土地问题和党组织状况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有关周恩来调查研究的情况，《周恩来传》一书作了评介：

    周恩来对广东顺德、广宁、英德、琼崖、曲江等地的土地占有及耕作情况和土地革命中遇到的问题做了细致的调查，向中共中央写了书面报告。他在报告中讲到：没收地主土地已在宁水一县和乐会四区进行，分配土地尚未实行，“分配原则依人口多少、耕田能力、田地肥瘠而定，没收是彻底的，自耕农尚未没收，分配以乡为单位，先从乡分起”，“小地主亦预备分与土地”。对广东全省的党组织状况，他也作了详细的调查，并写了书面报告。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已到极严重的时期，党的组织极弱，它的力量决难发动暴动。“北江暴动局势紧张时，任省委、特委如何指示，下级党部亦无法可以号召。及群众自发起后，党的领导力量也极弱”。城市支部减少，秘密工作尚差。上之如省委，次之如广东、汕头市委，都被全部破获。有的党员只知表示个人勇敢，反对秘密工作。有的却只顾个人安全，躲藏不见。

    周恩来在广东进行的实地调查研究，使他全面地了解了城乡基层的实际情况，得出了“它的力量决难发动暴动”的正确结论。自然，这也是周恩来自觉地对去年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路线的否定。正当他严密思索如何结束这盲目暴动所造成的无谓牺牲的时候，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在二月二十五日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案是由“苏联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等所提出之草案”。它明确提出：

    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民权革命在经济上既没有完成(土地革命及封建关系之消灭)，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权斗争上也没有完成(中国之统一及民权解放)，在政权的阶段性上更没有完成(工农独裁制)。认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已经生长成了社会主义的革命之主张，是不对的。同样，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共产国际执委驻中国代表之主张)也是不对的。要想跳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同时并认为革命为“不断革命”之倾向，其错误与托洛茨基一九○五年时的错误相类似。如此设问并且得出“不断革命”的答案，显然是将中国革命之最大特性，就是半殖民地的革命，一笔抹煞，所以这种错误大为有害。

    该决议案在批评罗明纳兹提出的“左”的“不断革命”理论的同时，还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目前全国还未出现革命运动新高潮”。该决议“给予广州起义以高度的评价，但对国际代表诺伊曼在广州起义时的具体指导提出了批评”。实事求是地说，该决议案“对纠正‘左’倾盲动主义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证明周恩来在广东基层调查研究后所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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