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上海二 （2）

    周恩来对党的六大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举例说：

    周恩来向大会作的组织问题的报告，揭露了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中国的白色恐怖可以说是全世界历史上所绝无而仅有的残酷”。他指出在这个时期内，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的约有三十一万至三十四万人，还有四千六百多人被监禁。工会、农会和其他群众团体遭受严重的摧残。但是，共产党人并没有被枪杀所吓倒，仍然进行了英勇的反抗。讲到党今后的组织任务，他把党和群众的关系凸显出来。他说：“革命的先锋——中国共产党有隔离群众和削弱的危险，虽革命已走入一个新阶段，党内外组织也开始了一种新的结合，但实际上这种危险还很大，我们必须在国际决议指示下，使在组织上巩固自己的政治影响，建立和发展工农革命的组织，并发展党的组织。使党真能成为群众的斗争的革命党。”

    周恩来在向大会作的军事报告中，在肯定大革命时期党在军队政治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之后，又较全面地总结了党在建军中的经验和教训。为了适应中国革命的发展，他还用较大篇幅谈了建立红军的问题。他说：建立红军的原则，一是要把旧军队的雇佣性质加以改变，可先采取志愿兵制;二是军官不一定非工农分子不可，但一定要无产阶级化;三是红军一定要有政治工作。红军建立后，不要保守在一个地方，而是要移动的，这与赤卫队的常在一地是不同的。红军要帮助苏维埃政权的发展，红军一定要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否则就“失去了红军的阶级基础”。

    为了求得革命的真理，周恩来带头作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且还直言告诫：“我们不要以为有了争论就是不好的，因为只有批评讨论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道路。”

    诚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1898—1949)》一书所评定的那样：“六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有着重要意义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次革命高潮之间;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并且批评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从而在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上澄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错误认识，对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六大的巨大的历史功绩。

    “六大也有它的缺点：第一，当时全党的认识还是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的地位，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斗争和武装割据，因而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第二，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排除在中国革命的动力之外，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

    周恩来在党的六大期间，以他坚定的党性原则、超凡的工作能力，以及他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等，为更多的同志所了解、所承认。因此，他在七月十日当选为六大中央委员。七月十九日，在莫斯科举行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七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他与向忠发、苏兆征、蔡和森、项英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在分工中，他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

    党的六大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当大会代表通过各种决议案之后，全场掌声雷动，情不自禁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高唱《国际歌》。接着，周恩来在宣布大会闭幕后又突然大声宣布：“为了庆祝党的六大胜利闭幕，我宣布：大会余兴节目演出现在开始!”

    一百多位代表和几十位工作人员，前后开了二十四天的会议，真是紧张忙碌到了极点。现在，突然听到余兴节目将要开始演出，大家几乎是下意识地热烈鼓掌。但是，当他们的掌声一落，方才想起周恩来宣布的是余兴节目演出。换言之，演出余兴节目的演员，就只能是他们这些严肃的革命家和战斗者了。所以，他们猝起的热情很快降温，刚刚还响着雷鸣般掌声的大厅又出现了沉默。怎么办?周恩来只好向邓颖超求援：“小超，你带个头，出个节目吧!”

    邓颖超立即站起，接着又拉起身旁的庄东晓，朗声说道：“我和庄东晓同志合作，给同志们唱一段京剧《大登殿》，我唱薛平贵，她唱王宝钏。”

 1/5    1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