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上海二 （3）

    对此，蔡和森虽然持有不同意见，但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也只有服从中央的决定。

    也就是在这当口，周恩来回到了上海。十一月九日，周恩来第一次参加中央常委会议，在讨论顺直问题的时候，他就明确地指出：“顺直残留的斗争直到现在，主要的是缺少了政治指导，这点中央要特别注意。我觉得中央委员会有一人去一下才好。”同时，他还特别强调：“主要的还是政治的说服”，“不应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对于哮喘病十分严重的蔡和森的工作安排，在周恩来等同志的力主之下，让他去苏联一边养病，一边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

    但是，在这次中央常委会议上，对顺直省委的问题并未作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党的六大之后，李立三出任中央农委书记。眼下，李立三已经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遗下的中央农委书记一职由谁接任呢?恰在这时，有名的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同志到了上海，周恩来根据中央的决定，很快约见了彭湃同志。

    彭湃不仅是威名远扬的“农运大王”，而且他还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和十八日，在故乡陆丰和海丰先后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的建立。虽说第一个红色政权随着海丰和陆丰相继失陷，仅仅坚持了四个月——史称“四月政权”，但它却在中国革命史上重重地写下了一笔。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彭湃并未像毛泽东那样，及时退入山区，利用有利的地形，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相反，他仍然执行中央“左”倾盲动精神，在腹背易受敌攻击的海陆丰沿海地区打仗攻城，与优势的敌人硬打硬拼，结果不仅不能打破敌人的重兵“围剿”，还必然演出一败再败的悲壮史剧。待到一九二八年中秋节后的第二天，“正在杨公坑活动的彭湃和郑志云等，突然遭敌人包围，担任东江特委秘书的郑志云不幸牺牲。彭湃在群众的掩护下脱险后，根据党的指示，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生死与共的乡亲父老，离开了和群众一起浴血奋战的大南山区，前往上海”。

    彭湃于是年初冬到达上海，住在大西路百慕里。与他住在一起的有他的夫人许冰和孩子。在等待中央分配工作期间，他曾到“达生医院”拜访过柯麟。

    用柯麟的话说，“彭湃跟我是同乡”。“在海丰中学读书时，彭湃比我高三年级，他性格乐观，爽快，并且善于演讲，富于幽默感，而且语言生动，通俗易懂，很受农民欢迎。他还学会了画图画，画得很不错。他很早就反对孔老二，鄙视封建的宗法礼教，从小痛恨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统治。”“在广州期间，彭湃与共产党和团组织发生了联系，使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关键的转变，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在广州公立医科大学读书，经常到彭湃那里去，后来他介绍我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简言之，柯麟既是彭湃的小老乡，又是由他一手培养成长起来的革命同志。

    柯麟是中央特委的同志。据他的回忆：“一九二八年夏，我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上海四川路延安里开了一间‘达生医院’(‘达生’是由我当时的姓名柯达文和另一位医生贺雨生的名字各取一字而命名的)，这个医院是党中央政治局经常秘密开会的地方。”“彭湃奉命从大南山根据地调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他是先到香港再搭船到上海的。到了上海后，他曾到我的住处坐了一会儿。那天天气比较冷，彭湃穿着一件长衫。我们见了面之后，我告诉他海丰在上海有些什么人”，希望彭湃心中有数，不要随便见“老乡”。

    这天，彭湃接到组织通知：要他到“达生医院”看病。他准时来到达生医院，由柯麟引到一间单人病房，请他穿上病人的衣服，躺在病床上，接受治疗。说句实话，柯麟自上次与他相见之后，就想为师兄彭湃做一次全面的检查，但因环境不允许，终未实现。今天，他借机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给彭湃做了一次比较彻底的体检。最后，柯麟摘下口罩，把听诊器摆在胸前，笑着说：“师兄无大病，只要加强些营养和休息些时日，就行了。”

    就在柯麟给彭湃体检的时候，化装成商人的周恩来走进了病室，他一看柯麟那副严肃诊病的样子，马上意识到出生入死的彭湃同志是该好好地检查一下身体了，故轻轻地关死病房门，驻足一边，想知道彭湃同志的身体健康情况。当他听到了柯麟诊断的结果之后，遂高兴地说道：“有意思，你们二人怎么成了师兄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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