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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杜先生，何为‘三碗面’呢?”杨度有些惊诧地问道。
“实际上是句大俗话，”杜月笙粲然一笑，“一是情面，二是体面，三是场面。说句老实话，在现今的社会里，这三碗面是很不好吃的啊!”
杨度听后颇多感触，在杜月笙的嘴里，竟然倒出了处世做人的大道理，故不无感慨地说：“是啊，靠吃这‘三碗面’做人的人，一定不是正派的人;可是细想一下，又有哪一个自称正派的人，不是靠吃这三碗面过日子的呢!”
“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哟!杜先生刚刚入室，就随着晢子先生变成哲人了!”章士钊十分得体地从旁打着哈哈。
“听行严先生说，先生生活艰难，住处狭小，弟子愿月送五百大洋。另外，我在薛华立路有一幢房子，虽说不大，但还整洁，愿奉送先生，请万勿推辞。”
“初次相见，就蒙受厚爱，令我……”
“受之无愧，他日杜先生还有借重的时候嘛!”章士钊说道。
就这样，杨度成了杜月笙有所借重的客卿。同时，他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住在杜公馆中的战略情报员。一天，他将一盒雪茄交给陈赓，并请陈赓转给中央。周恩来打开雪茄盒一看，是一份有关南京近期召开三中全会前后政治走向的战略情报。对此，周恩来微微地点了点头，暗自说道：“杨先生的情报实在是太重要了!……”
第17章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在蒋介石一手把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南京召开。
蒋介石召开这次大会是有自己的政治目的的。诚如前文所述，张学良宣布东北三省易帜，这不仅标志着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结束，而且也说明蒋介石完成了先总理孙中山先生统一全国的未竟大业。然而，蒋介石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政治家，他清楚时下所谓统一的中国只是形式，莫说国民党中还有汪精卫、胡汉民等党国元老与之分庭抗礼，就说在大江南北还盘踞着手握重兵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他们时时都想问鼎中央，夺取最高权力。怎么办?遂学着古之圣贤的样子，于元月一日在南京召开旨在完成削藩裁军、一切权力归中央的编遣会议，妄图借统一军权之机，进而完成党权、政权的统一。
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均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地盘，个个都笃信“有枪便是草头王”的遗训。自然，他们也很清楚蒋介石此次召开编遣会议的目的，因此，他们找出各种借口抵制编遣会议，借以保住自己的军事实力。由此，在南京召开的编遣会议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闹剧。
首先，冯玉祥因直言有利于自己的编遣方案而获罪蒋介石，遂负气走出会场。他回到下榻处后与亲信、高参、谋士密商，决定称病请假，派代表鹿钟麟出席编遣会议。待到蒋介石发布《国民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后，冯玉祥认为这是蒋介石玩的“杯酒释兵权”的阴谋，他担心自己被蒋介石软禁在金陵，便学着当年蔡松坡逃离北京的样子，于二月五日夜悄然乘车离宁赴豫。行前还给他的盟弟蒋介石写了一封客气的辞别信，大意谓：近来身体欠安，不愿留居京城，决意回河南百泉村养病，匆匆成行，未能面辞，留书补过，尚乞见谅云云。
老谋深算的阎锡山也认为上了蒋介石一个大当，就在冯玉祥出走的前后，他也在神不知鬼不觉地做逃离南京返回三晋的准备。由于冯玉祥出走在先，他不想给冯玉祥留下蒋阎结盟打冯的借口，从而趁他不在太原，一举而占领他的发祥地山西。为此，他必须尽快回到太原坐镇。另外，由于他出走在后，蒋必有安排，走陆路绝无成功的希望。因此，他必须做得更为隐蔽、更为自然。最后，他以大智若愚的办法骗过多疑的蒋介石，在上海包租了两艘客轮，悄悄地登船北去，经过天津安然回到了他的发祥地山西。
诚如李宗仁回忆的那样，“冯玉祥出走之后，蒋先生极为愤慨，一再向我表示要对付冯玉祥，并试探我的反应。后来并派吴忠信来向我疏通，以便对冯一致行动。”对此，李宗仁清楚蒋介石此举搞的是“近交远攻”之策，击垮兵力雄厚的冯玉祥集团之后，再迫桂系臣服中央，向蒋介石交出兵权。所以，李宗仁“力持不可，认为党内干戈千万不可轻动”。这样一来，蒋介石与桂系的矛盾就表面化了。
蒋介石作为一代枭雄，自然知道谁得北平、南京、武汉、广州四城市，谁就能得天下。时下，桂系的势力占据着广州、武汉、北平三座城市，而他蒋某人仅仅占据首都南京一地，使他不能不设防于心。加之，李宗仁拒绝攻打冯玉祥，这就越发地加重了蒋介石的疑虑，遂生出联冯打桂的远交近攻策略。或许是事出偶然，也或许是天意，正当蒋介石找不到对桂系下手的借口时，桂系把持的武汉政治分会，在没有征得李宗仁同意的情况下，罢免了亲蒋介石的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职务，并派何键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同时，又派桂系大将夏威、叶琪两部入湘，逼得鲁涤平仓皇出走，由此掀起轩然大波。自然，也就等于授蒋介石以柄，得以堂而皇之地征讨桂系。
如果说元月一日召开的编遣会议，是蒋介石为了统一全国的军权，那么三月十五日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为了把一直把持在元老派汪精卫、胡汉民等手中的党权拿过来。换言之，把蒋介石捧上最高权力的宝座。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打击党内的反对派了。为此，他要求三全大会通过宣言，修改党章，决议“确定总理主要遗教——《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其目的是“以《五权宪法》和《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代替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为他蒋某人建立独裁统治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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