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上海四（3）

    六大之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很快，瞿秋白与米夫在两个问题上发生了矛盾。

    一、“江浙同学会”问题。诚如前文所述，在六大之后，周恩来曾亲自参与处理此事，并宣布不存在“江浙同学会”小集团。那时，瞿秋白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派人去中大调查，与校方发生争执，经共产国际秘书长同意，到政治保卫局查阅材料，也遭到拒绝。无奈，瞿秋白只好亲自出面调查，经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中共代表团联合审查委员会的审理，做出公正结论：不存在“江浙同学会”，中大的工农学生还是好同志。王明小宗派打击陷害同志的目的没有达到。

    从此，他与米夫及其忠诚的弟子王明等人结下了解不开的疙瘩。

    二、与此同时，瞿秋白与米夫等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分歧日趋公开化。瞿秋白是一位正直的共产党人，经常批评以“中国通”自居的米夫不了解中国国情。当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征求瞿秋白对米夫的意见时，瞿秋白曾直言不讳地主张撤换米夫，让熟悉中国情况的鲍罗廷接任。此事，被见风使舵的张国焘透露给了米夫，从而加剧了瞿秋白与米夫的矛盾。不久，苏联开始批判布哈林，米夫借机在东方部讨论中国富农问题的时候，公然提出中国应同苏联一样推行反对和消灭富农的政策。瞿秋白以中国与苏联国情不同为由，坚决反对。为此，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在张国焘的所谓调解下，瞿秋白违心地赞同了米夫的意见。结果，瞿秋白被视为右倾，且成为以右倾路线与共产国际的正确主张相对抗的代表人物。

    一九二九年夏秋之交，苏联开展所谓清党运动。米夫借机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以瞿秋白为团长的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他利用自己的一些得意弟子——王明小宗派中的一些人，有准备地搜集瞿秋白等同志的言论和文章，逐字逐句地分析，想从鸡蛋里找出骨头来。在他们认为条件成熟之后，开大会公开批判瞿秋白既犯“左”倾错误又犯右倾错误。与此同时，在米夫的指使下，王明小宗派的一些人还使用造谣、谩骂等卑鄙的手段中伤瞿秋白，这不仅使瞿秋白威信扫地，而且还使中国代表团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接着，这种宗派活动逐步升级，除采取漫画的手段，把瞿秋白画成吸烟的猴子外，还对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进行人身攻击和批判，并把杨下放工厂去劳动。更为严重的是，就在这时，瞿秋白的三弟——时在苏联留学的瞿景白突然失踪了!这对瞿秋白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当时痛苦地说了这句话：“景白肯定被捕了，被苏联保安机关枪毙了。”

    一九三○年春天，病情已经十分严重的瞿秋白与邓中夏、张国焘等人，被召到米夫的办公室。神气活现的米夫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宣读了《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指责中共代表团多数成员犯了派别活动的错误。决议案宣布共产国际执委会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员，并与共产国际商定新的成员。这样一来，瞿秋白就被米夫等人假借共产国际的名义，解除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

    对此，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的陆定一愤慨不平，在他生前写下了这段话：

    王明集团实际上是米夫组织起来，要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首先就在莫斯科反对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扬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使中国革命遭到失败，所以所有老的领导人都是机会主义者，非推翻不可。张国焘当时可耻地向王明集团投降，所以中国代表团里就发生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同志们同张国焘和王明集团的斗争。瞿秋白同志成了米夫和王明集团在党内的主要打击对象。我成了他们在青年团内的主要打击对象。现在看来，我们在莫斯科同米夫、王明集团的斗争是正确的，实质上是反对“老子党”和大国主义的斗争。

    事后，瞿秋白曾对这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做了如下回顾：

    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争论。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作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都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

    米夫代表共产国际东方部撤销瞿秋白的职务不久，周恩来就由德国赶到了莫斯科。他一边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与远东局派驻上海代表的分歧，一边了解瞿秋白被解除职务的始末。由于国内立三路线的错误，加剧了中共中央与远东局派驻上海代表间的矛盾，所以周恩来赴苏的任务就更加难以解决。自然，他处在这样特殊的位置上，也就没有可能重议瞿秋白的问题了。

    周恩来非常尊重瞿秋白同志。他早在第一次“西渡归来不久，即结识了已是党的主要负责人的瞿秋白”。在共同的革命实践中，他们二人可以说是相知很深的。在周恩来看来，瞿秋白不仅是我党最早介绍十月革命的同志，而且也是中共知名的理论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尤其是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是有着重大建树的。更为难得的是，当他在八七会议之后犯了一时的“左”倾盲动错误，他不诿过于人，主动承担责任，这与那些文过饰非的人相比，其政治品质是何等的可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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