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上海四（4）

    “根据地决不是割据、保守，而是站住脚跟，一步一步的有力的发展。”“在中国什么地方最适合做苏维埃的根据地?赣西南、闽粤边等处，不仅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而且有党的基础，有广大的群众，巩固这许多地方以向着工业中心城市发展。在策略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因为在许多区域不仅是敌人力量最弱的地方，而且有党所领导的广大基础，党将这力量巩固起来。”“中央过去特别指出割据的错误，因此对于根据地这一点确实注意得比较少。我回国后，与特生(向忠发)、柏山(李立三)两同志谈话后，都认为这是工作中的缺点。”

    实事求是地说，向忠发、李立三在他们狂热的暴动构想行将失败的前夕，能够在革命根据地问题上有此认识是一大进步。自然，我们也从他们的进步中看到，“周恩来在引导全党重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是走在前列的，做出了重大贡献”。

    与李立三同时代的人都说：李立三的性格是一团火。他犯错误也是大张旗鼓地犯，他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也是光明正大地改，搞阴谋诡计他是不会的。他听了周恩来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指示精神后，又认真地思索了周恩来对他的批评，很快就认识到自己错了。八月二十四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周恩来的报告的时候，李立三就这样讲过：

    “听了伍豪同志的报告以后，将过去所怀疑的主要问题完全了解。”他回顾过去“中央特别注意全国工作的配合城市无产阶级武装的准备，当然亦没有放松苏维埃的工作;国际的指示精神特别加紧苏维埃的巩固、红军集中，然后争取中心城市。这一着重点确是不同。这一不同从哪里发生?这还是在发展不平衡这点上发生”。“我们如仅注意弱点，而不利用优点，确是不妥当的，至少我个人过去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向忠发任总书记是第三共产国际单纯推行唯工人成分论的结果。他出身工人，有一定的革命经验和资历，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是不够称职的。因此，在党的六大之后，党中央负实际责任的是周恩来;周恩来去莫斯科之后，李立三很快就取代周恩来成为中央负实际责任的领导。因此，李立三犯了“左”倾错误，向忠发也必然跟着犯。眼下，李立三初步承认自己犯错误的原因，他也只好跟着做检查。但是，他没有李立三的胸怀坦荡，对所犯错误多少还要进行一些辩解。请看他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做结论时说的这段话：

    “在今天讨论后，应有一电去国际。有几点要声明：过去是有误会。同时说明伍豪回后，政治局已讨论两次，一切问题已解决，坚决接受国际指示及补正过去的不足。”

    与会者一致同意：由周恩来起草致共产国际电。

    周恩来受命连夜为中共中央草拟以总书记向忠发的名义致共产国际主席团电，大意谓：“中央政治局对国际的指示完全同意，决定坚决执行国际的一切指示。同时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与国际的并无不同之处，表示等国际决议案到后，中央即作出接受国际指示的决议案送国际并发给下级党部讨论施行。”

    通过上述扼要的介绍，自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周恩来回国仅仅一个星期，且在瞿秋白尚未回到上海的时候，他就基本上已使李立三初步认识到自己的冒险错误。

    八月二十六日，瞿秋白回到了上海。这时，国内的局势又朝着有利于蒋介石的方面猝变。蒋介石在津浦线上打垮晋军之后，遂集中优势兵力于陇海线上，对冯玉祥的西北军发起了最后的一击。恰在这时，冯玉祥的属下在蒋氏武力进逼和金钱收买之下，相继叛冯投蒋，致使整个中原战场出现了倒向蒋介石的大势。

    与此同时，蒋介石抽出了部分兵力南下长沙、南昌，对付冒险攻打大城市的红军。在这种形势下，奉李立三之命，由红一军团、红三军团新近组成的红一方面军进抵长沙近郊，先后两次进攻长沙，均未奏效，给红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不得不于八月二十九日撤兵罢战。也就是在这前后，被李立三吹嘘的南京兵暴也以“全市被敌人逮捕的党员有一百多人，使南京党组织受到大破坏”的代价，宣告失败。自然，李立三所寄予希望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遂成为一枕黄粱。

    由于李立三的冒险错误，使得各级党组织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一批反对立三路线的党的干部遭到打击与迫害，甚至因此而落入敌人的魔掌。其中，最使周恩来痛心的是，恽代英同志因反对李立三的冒险错误受到迫害，就在他回国前不久落入了敌手。为使读者全面了解立三路线，现将恽代英同志被捕的情况简要叙述如下：

    恽代英调任组织部任秘书长不久，遂以中央代表的身分前往福建，出席在厦门召开的中共福建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恽代英的指导下，大会决议虽然也有“全省总暴动”之类“左”的词句，但在制定具体革命任务的时候，却有意抵制了李立三“左”倾错误。决议强调福建省委的主要任务是深入与扩大土地革命，在游击战争中建立和扩大红军，巩固发展苏维埃区域。明确指出闽西的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较弱的闽南方向发展，有意抵制李立三要红军攻打广州的指示。结果，这些正确意见遭到了李立三的严厉批评，指责恽代英犯了“策略错误”，强令福建省委推行“左”倾冒险路线。会后，恽代英到闽西视察，亲眼看到“闽西十万工农群众从斗争中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获得朱毛红军长期游击战争经验的帮助与指导，在政治上确实已表现了伟大的成绩”。为此，他回到上海之后，在党的会议上严肃地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可是，这时的李立三已经大权在握，正沿着他的“左”倾错误向前发展，他非但不接受恽代英的批评，反而给恽扣上“调和主义”、“机会主义”的帽子，免去其中央组织部秘书长职务，先后调任沪中区、沪东区工作。像恽代英这样知名的共产党人下放到基层工作，本身就是不负责的处理。因此，当恽代英到杨树浦老怡和纱厂门前联系工作的时候，突然遇上了搜查行人的“抄靶子”，他虽然装成工人模样，机智地称自己是“王作林”，但巡捕见他“戴眼镜，有水笔、手表及四十元钱”，遂生疑心，将他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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