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开会那天，他们四人按照事先的准备，在何孟雄作了批判立三路线的发言之后，先由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发表反对意见，最后，王明作了慷慨激昂的长篇发言，对六月十一日的决议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为了显示他们所谓的马列主义的精湛水平，他们当场掏出马列经典著作和共产国际的有关决议，摆在桌子上，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与李立三等中央领导同志展开了一场学院式的大辩论。jQ3文惺网
李立三等绝不是王明等人的对手，但是他们手中有权，在理论上争辩不过的时候，便大摆“家长作风”，当场给王明等人扣上了“右派”、“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小组织者”等帽子。向忠发气得拍案而起，当众宣布：立即撤销王明中央宣传部秘书的职务。随着这一争论的发展，李立三动用手中的职权，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王明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给博古、王稼祥、何子述三人以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然后，又将王明下放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博古暂留全总机关，何子述调天津工作，王稼祥调香港工作。
据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的李初黎同志的回忆：“大约七月间，在总行委碰头。李立三对我说：‘现在派一个理论家到你那工作好不好?是全党有名的理论家。’我问：‘是谁呀?’李立三答道：‘是陈绍禹，他们反中央，到了你那里要好好地帮助他，注意他。’李立三为了这件事还专门到我家去了一趟。”不久，“身穿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帽，上有个红顶子”的王明，来到江苏省委宣传部找李初黎报到。李初黎安排他住机关。由于他是单身一人，遂将著名教育家易培基的侄女易坚调来，与王明假扮夫妻住机关。据入团不久的易坚回忆，她本不愿意与王明假扮夫妻，出于组织决定，大约合住了两三个月。最为有意思的是，李初黎受命帮助王明，出乎李立三所料的是，李初黎受王明的影响，反而成了王明“反立三路线”的支持者。此乃后话。
六届三中全会之后，王明等人相信周恩来、瞿秋白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召开的这次会议，遂表示坚决拥护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因此，原来曾坚决反对“立三路线”的人，除何孟雄等人以外，都不同程度地表示拥护六届三中全会。一度很紧张的党内斗争也日趋缓和。
但是，周恩来是一位相当现实的共产党人，他清楚这暂时趋于和缓的局面仅仅是表面现象，只要一旦出现合适的时机，这隐伏的矛盾依然会重新爆发。为此，他主动找瞿秋白等同志商议有关的事宜。
“秋白同志，三中全会虽然解决了立三同志的错误，但党内的认识并没有统一，我们还应当做许多工作。”周恩来不无担心地说。
对此，瞿秋白想的比周恩来还要复杂一些，因为他在留守莫斯科两年多的时间里，清楚王明等人与米夫的特殊关系。在他看来，几个刚刚留学回国的青年敢于如此大反“立三路线”，是一定有国际背景的。时下，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要李立三立即去莫斯科解决问题，一旦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问题改变认识，问题就会变得复杂化起来。诚如前文所述，为解决中国留学生问题，瞿秋白获罪于米夫，被解除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万一出现不测事件，不仅中共中央的日子不好过，他也必然要接受王明等人的挑战。所以，他有些沉重地说道：
“我们还必须要看到，统一全党认识的难度是很大的。当然，我认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还是要做好立三同志的善后工作。接下来，我们再与何孟雄同志、王明同志等人平心静气地多谈几次话，把党内不同的认识统一到国际指示精神上来。”
瞿秋白是一位善解人意的革命家，他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的认同。经二人协商，他们先一道去看望李立三，然后再分头与何孟雄、王明等人谈话，力争尽快弥合党内的分歧。
李立三是一位资深的老同志了，他经历过党内不少次斗争，也清楚共产国际，尤其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对待不同政见者的处理办法。所以，他打心底深处是不愿意去莫斯科的。另外，虽说他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受到了批评，选掉了他的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可依然还保留了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如果能留在上海中央，在周恩来、瞿秋白这些老战友的帮助下认识自己的错误，自信还能继续为党做些有益的工作。因此，他是何等地想与周恩来、瞿秋白好好地深谈一次啊!但是，当他想到由于自己的工作失误，使得归来的周恩来、瞿秋白为他的错误做补救工作，就又不好意思再打扰他们了。这些天来，他只好一个人留在家里边闭门思过，边考虑到莫斯科后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恰在这时，周恩来提着一篮水果与瞿秋白叩开了李立三的家门，他们一人抓住李立三一只手，相视许久，谁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也只有在此时此刻，李立三才真正感到情谊二字的分量!或许因瞿秋白有过相同的犯错误的经历，遂带头打破这用真情织成的氛围，颇动感情地说道：“记得我当年犯了盲动错误之后，最怕的是同志们冷淡自己，最想的是和知心的战友诉说自己的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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