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上海四（10）

    “从上海到武汉往返不过五天，可他走了这样长的时间，为什么还没有消息呢?国焘、昌浩安全到达目的地了吗?他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吧?”

    据张国焘回忆：他是在顾顺章的安排下，由顾的助手雇了一辆街车，先把他拉到南京路新世界旅馆，扮做香港来的商人，然后于翌日凌晨三时登上那艘“野鸡船”。接着，他走进水手舱中，见到扮做他的伙计的陈昌浩，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上海，溯长江而上，直驶武汉。由于水手和客人多猜疑张国焘是贩鸦片的巨商，张国焘与陈昌浩就将计就计，和同船的人打起了麻将，且只输不赢，给同船的人造成一掷千金的大鸦片商的错觉，故很顺利地驶抵武汉。

    张国焘按照顾顺章的安排于傍晚六时下船，他和陈昌浩提着简单的行李走上码头，在码头外的要道上，看见一个青年人，手里拿着一张当天的报纸，向张、陈投射了一个暗号，遂坐上一辆人力车离去。张国焘与陈昌浩也分别坐上人力车，跟着这个青年人的后面，直向离码头不远的日租界驶去。

    顾顺章住在日租界一条僻静街道的二楼上，他在这里接待了张国焘与陈昌浩。他告诉张、陈二人：“从这里到鄂豫皖区，不能由汉口交通站的人护送，须由鄂豫皖派出来的交通迎接进去，现在已确知那个可靠的交通，至少还要三天才能赶到。”也就是说，张国焘与陈昌浩至少要在汉口停留三天。由于这个地方已引起日租界暗探的怀疑，顾顺章遂又向张国焘说了一件张向来不知道的事情。顾顺章说他是有名的“化广奇”大魔术师，曾在汉口表演多次，轰动一时，汉口有些大商人和富人曾拜他做老师，其中有几个和他来往亲密，完全不知道他就是顾顺章。接着他又对张国焘说道：

    “我看这里不好住，可以搬到我的一个学魔术的学生家里去住，那是一个大商人的家庭，不会引起怀疑。”

    张国焘认为：“如果我住在大商人家里，不能躲着不见客，汉口认识我的人很多，商人中也有不少人认识我，万一遇着了，反为不妥。这里虽已被日租界暗探所怀疑，但不见得在这几天内就会出事。我们藏在这里，决不露面，也许要妥当些。”

    最后，按照共同议定的一动不如一静的方案，张国焘与陈昌浩住在原地未动，并于八日上午八时，跟着从鄂豫皖派来的交通离开日租界，穿过中国地界的小街小巷到汽车站，坐上公共汽车向鄂豫皖驶去。

    顾顺章于四月八日就完成了护送张国焘与陈昌浩的任务，他为什么还不回上海向周恩来复命呢?对此，同行的董健吾于一九六一年说过这段话：

    当时在汉口，我住在朋友家里，顾顺章单独另住一个地方，两人每天在公园里碰头。他每次来，常偕一个身着白衣、白帽、白高跟鞋的时髦女郎同来。说是在舞场上认识的舞女，为了避免别人注目，每次约她一道散步。这个女人曾经问我姓什么，我说姓王，她即付之一笑，不予置信。我就提醒他提高警惕，顾顺章却不以为意。后来我见顾顺章到处招摇，怕生意外，便提出要回上海汇报工作，与他分手。他就为我买了一张建国轮的船票，准备第二天动身回沪。当天晚上，我向友人辞行的时候，友人问我乘何轮船?女主人说：建国轮不及洛阳轮舒适，我家阿福(佣人)明晨乘洛阳轮去上海，阿福沿途还可对你照顾。遂要阿福给我退票，改换洛阳轮的船票。

    董健吾乘船东下上海不久，周恩来对顾顺章的担心就变成了事实——顾顺章在武汉新市场游艺场变魔术被叛徒发现，继而被捕。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顾顺章是一个极爱出风头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挥霍无度的人。当他完成任务之后，很自然地会想到自己的下一步棋该如何走?他就是在一种特殊矛盾的心情下而滞留于武汉的。他在滞留武汉期间，以“化广奇”大魔术师的化名，公开在汉口表演大套魔术。为了扩大影响，以广招徕，遂又在汉口的街头大贴广告。像这样一个不寻常的人物突然在汉口出现，不仅成为百姓街谈巷议的话题，而且必然引起汉口的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事有凑巧，顾顺章恰在马路上遇到了叛徒尤崇新。

    尤崇新去年由上海调往武汉，出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就在四中全会召开的前夕，他在武汉被捕叛变，在徐恩曾的特务机关武汉行营侦缉处当侦探。自然，他的任务是搜捕中共领导人。另外，尤崇新远在上海工人举行三次武装起义的时候，就认识大名鼎鼎的顾顺章。“当尤在马路上见到顾顺章后，就暗示同行的特务跟踪，一直跟到‘世界旅馆’，立刻派人将顾逮捕。”由于顾顺章早有叛变投敌之心，故被捕之后立即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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