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上海四（11）

    另外，在蒋介石看来，进攻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失败了，但是在上海却因顾顺章叛变取得了胜利，虽说这胜利令他并不满意。为此，他召见了何应钦与陈立夫：

    “从现在起，你们都要树立这样的思想：不根除隐藏在大城市中的共产党，绝不罢休!不消灭农村的共匪，尤其是江西的朱毛共匪，绝不瞑目!”

    对此，何应钦是心领神会的。他于总结第二次“围剿”红军失败的同时，尽快向蒋介石提出第三次“围剿”红军的计划。作为政客的陈立夫，也十分清楚蒋介石的用意：能否再打一个像顾顺章这样漂亮的战役，一举歼灭设在上海租界中的中共领导人?可是，他心里十分明白：谈何容易啊!思之良久，便召来了顾顺章。陈立夫对他十分客气地说道：“顾先生，蒋公对你指认恽匪代英十分欣赏，让我等对你优礼有加。”

    顾顺章是笃信“猫是不会给耗子拜年”这句俗话的。他一听陈立夫的话音，就清楚陈想利用他继续扩大战果。他稍许平静一下，说道：“谢蒋公，谢陈先生。”

    “顾先生，你还有什么为党国建功立业的机会吗?”

    “有。”

    “是什么级别的?”

    “中共的大人物。”

    “谁?”坐在一旁的徐恩曾迫不及待地问道。

    “蔡和森。”

    徐恩曾听后喜不自禁地望了一眼陈立夫，出他所料的是这位顶头上司并没有他那突如其来的欢喜，依然是那样的严肃，他匆忙收起自己猝然而起的笑颜，静观陈立夫下一步棋的走法。

    “顾先生，”陈立夫终于说话了，他扼要地讲了自己在大革命时期对蔡和森的一些看法后把脸一沉，问道，“像蔡匪和森这样重要的人物，你为什么到今天才说呢?”

    “和森早已奉调去香港任广东省委书记，据我的判断，事发之后，周恩来已经通知他转移……”

    “既然知道他已转移，你……”

    “可我深知和森的为人，他是绝不会扔下广东的工作的。所以，我认为他还在香港，最多是换个住处。”

    “有道理，”陈立夫点了点头，“顾先生，我们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抓到蔡匪呢?”

    “若想抓到和森，非我亲自南下香港。可是我的身分……”

    “不应成为你为党国立功图报的负担嘛!”陈立夫说罢看了看徐恩曾，以命令的口气说道，“徐科长，你立即派几个弟兄，带足路费，陪同顾先生南下香港。”

    就这样，顾顺章就像是一条不受信任的狗，在陈立夫派出的人的监视下南下香港，捕捉蔡和森去了。

    蔡和森是一位视信仰高于一切的共产党人。他留下的名言是：“干革命，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不能只考虑个人的安危。”他偕再婚夫人李一纯等同志到达香港以后，“住在一家洋酒罐头公司的楼上，对外的公开身分是这家公司的职员。为了替党节省开支，他没有在附近另租房子办公，而是每天跑一段很长的路到秘书那里去听汇报，批阅文件，研究工作，各种活动是十分繁忙的”。在他不知疲倦的努力下，数度遭到敌人破坏的广东省委的工作又有了起色。

    香港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很复杂的，除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外，大陆上的各种反动势力，尤其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黑社会，都在这里你争我夺，搞得乌烟瘴气。但是，他们在对付共产党方面却又是一致的。因此，蔡和森在这个人鬼杂处的地方开展工作是很危险的。不久，他从敌人的报纸上获悉顾顺章被捕叛变，本能地想到了党的损失。接着，他又收到了党中央的通知，要他立即从香港撤退，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他清楚自己因为职务的原因，与顾顺章曾长期在党中央共过事，彼此是非常熟悉的，时下顾顺章叛变了，必然会对他构成很大的威胁。然而，当蔡和森决定是去还是留的时候，他以不忍扔下广东的工作为由选择了留。就这样，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继续留在香港领导广东省委的工作。说到他的被捕，《蔡和森》一文作了如下记述：

    这年六月十日，香港海员举行一次重要会议。中共广东省委考虑到这样一个群众性集会，很可能混进侦探、特务，所以没有安排蔡和森去参加。蔡和森认为：会议既然这样重要，“我不去不放心”。会议从上午开始的，地点距蔡和森的寓所不远。快到中午时分，他决定赴会。临走时，他对李一纯说：“下午一点前我一定回来，如果没有回来，那就是被捕了。”果然，他一进会场，早在那里蹲着的叛徒顾顺章，带着四个便衣特务将他逮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施滉等四人。

    对于蔡和森同志的被捕，党中央，尤其是周恩来是非常痛惜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他依然开会研究了营救蔡和森的具体措施。党中央认为，只要蔡和森关在英国设在香港的狱中就是安全的。因此，一定要想方设法不让国民党把蔡和森引渡到广州去。为此，通知李少石同志在香港筹足资金，争取把蔡和森从英国人的监狱中保释出来。

    也就是在蔡和森被捕的同一天——六月十日，周恩来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中央审查特委工作总结》。该总结指出：“特委工作虽然有许多成绩，给予党以不少保护作用，但终因顾顺章一个人的叛变，遂使全部工作发生动摇，这不能不说是特委工作本身的错误的结果，尤其是特委本身政治教育的缺乏，成为特委基础不能巩固的病源。”在此总结中，周恩来作了自我批评，明确表示：“直接指导这项工作的伍豪同志要负错误的主要责任。”自然，该总结对今后特委的组织、工作方针、纪律等都制定了极其严格的原则。

    恰在这时，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大会，继六月六日发表《为“剿匪”告全国将士书》，声称要“戒除内乱”、“剿灭赤匪”，并发誓“幸而完此夙愿，决当解甲归田”，否则就“舍命疆场”之后，又于六月十五日发表《为一致协力扑灭赤匪告全国同胞书》，声称为消灭红军，要求全国同胞“勿存侥幸之心理”、“勿存畏怯之心理”、“勿存推诿之心理”、“勿存观望之心理”。并要求各级党部务必“集中心力完成剿灭赤匪之工作”，“不懈不挠，有进无退”。接着，蒋介石离开南京赴南昌，亲自组织对江西红军实行第三次大“围剿”。其战略方针为：“厚集兵力，分路围剿”，以主力分由南丰方面进攻，以一部守备吉安、泰和、万安、赣县等地，先击破红军主力，再逐一“清剿”。其组织为：“任命何应钦为‘围剿’军前敌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何应钦直接指挥的左翼集团军包括七个师，其中大多是从中原战场调来的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从左翼南城方面向根据地腹地实施‘进剿’，寻求同红一方面军主力决战。陈铭枢指挥的右翼集团军包括七个师，从右翼吉安方面深入根据地‘进剿’。此外，还有预备军、守备军、防堵军、航空处等。集中的总兵力达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共三十万人”。这与三万多人的红军几乎形成了十比一。其态势是相当严重的。

 1/4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