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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实际境遇和他对这境遇的理解,竟能有如此大的差异,鲁迅明明是处处碰壁,走投无路,却自以为踏上了救国救民的希望之道。也许黑暗时代里的最初的启蒙者,对自己的处境都会发生类似这样的错觉?但鲁迅的这种情形,还是会使人特别担心。命运是无情的,不管你怎样理解它,它总要将自己的真实面日暴露给你夕逼迫你看清楚它。鲁迅又是那样敏感的人,他的少年经历早已经在心中灌满了对于冷酷人生的厌借,一旦现实打破了他现在的乐观信念,他心理上会发生怎样剧烈的反应呢?我似乎又隐约觉出了命运之神对他的恶意,就像在安排他的童年和少年生活一样,莫非它又要重演故伎,先用种种乐观的信念哄住他,然后一下子撕破它们,将他再一次推人震惊和绝望的深渊?我真是不敢再想下去。ZAP文惺网
注释ZAP文惺网
①严复在翻译赫肯黎的《进化和伦理学》时,依照他当时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作了相当多的简化和改造,详见林基成:《天演=进化?=进步?》,《读书》,北京,一九九一年十二期。ZAP文惺网
②《朝花夕拾》,五十四页。ZAP文惺网
③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让,一九五三年版,十八一十九页。ZAP文惺网
④鲁迅:《自题小像》、《鲁迅诗全编》,二十四页。ZAP文惺网
⑤景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见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上海,作家书屋,一九四五年版:五十八页。ZAP文惺网
鲁迅毕竟不是小孩子了,他对命运之神的恶意,不会再像童年时候那样懵然无知。他在理智上确实有错觉,但在下意识里,他的实际人生体验还是会深深地影响他。倘说他这时正信奉一种启蒙主义的乐观的信念,这乐观的信念本身,却又分明受到他另一些情绪的持续的侵蚀。ZAP文惺网
比方说,他在弘文学院探究中国人的国民性,这当然是表现了强烈的启蒙热情,可你看看他这种探究的具体角度,“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传只管很好看,……但按之实际,却全不是这回事”,①中国人的毛病不只在愚,更是在诈;不只在麻木,更是在虚伪——看到他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中国人,恐怕谁都会认定,是有一种对人的深刻的不信任在影响他吧。也就在这时候,他迷上了俄国作家安特列也夫,同时翻译他两篇小说,一篇译名为《谩》[即欺诈],表现人世间的无真诚,另一篇译作《默》,描写一家人互不相通,只会默然相对。他又那样喜欢尼采,桌子上经常放一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个是对人间阴冷的犀利的洞察,一个是对卑劣人种的整个的唾弃,它们居然能引起他的强烈的共鸣。那理想主义的启蒙热情,显然还不能占满他的身心。在鲁迅这时期的论文中,一到驳斥那些他认为乖谬的主张,发动的第一步攻击,往往是挑剔主张者的实际动机,揭发他们的心口不一,这不正是他那个探究国民性的角度的延伸吗?我不禁想起绍兴城中那个在当铺和药铺间匆匆奔走的少年人,想起他十多年来对周围卑劣人心的敏感和憎恶,在上面举出的现象当中,这敏感和憎恶是太明显了。ZAP文惺网
再比方说,他写那么多文字来鼓吹进化沦,《人之历史》是不用说了,像《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沦》,只要讲到欧洲和人类的历史,他都一概描述成不断进步的图景。可是,一涉及中国的事情,他的立场就不同了。对中国的现状,他是彻底否定的,什么“本根剥丧,神气旁皇”,什么“**华土,凄如荒原”,②说得一无是处。可对中国的过去,他有时候却相当推崇,譬如《文化偏至论》一开头,他历数从轩辕氏到元明时代中国与外国的种种比较,非常明确地断言,中国人以往的“益自尊大”是“人情所宜然,亦非甚背于理极者矣!”③过去好,现在糟,这不等于是说历史倒退吗?在另一处地方,他还这样描述中国文化的变迁:“顾吾中国,则夙以普崇万物为文化本根,……其所崇爱之溥博,世未见有其匹也。顾民生多艰,是性日薄,洎夫今,乃仅能见诸古人之记录,与气禀未失之农人;求之于士大夫,戛戛乎难得矣”,④这不正是一幅历史沉沦的标准图景吗?就在西方的理论使他相信历史必然进步的同时,对中国的现实感受却使他不能不承认,中国的社会文化是在一路倒退。进化论讲自然淘汰,本来包含对退化的关注,可鲁迅对进化论的兴趣,却主要不在这一方面,在情感上,他对弱肉强食那一套理论,根本就非常反感。他更不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一他最看重的是中国的将来。因此,一旦他在中国的历史当中找不到一个历史必然进步的证据,这会对他对将来的乐观期望,造成多大的威胁呢?还有比这更大的矛盾。他这时候正以启蒙者自居,可他写下的几乎所有文章,都明显表现出对于民众的轻蔑,像“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郅”,⑤像“人人之心,无不泐二大字曰实利,不获则劳,既获便睡,纵有激响,何能撄之?”⑥简直比尼采还要严厉。对民众是否接受启蒙,他更是没有什么信心,他甚至有一种相反的看法,以为民众多半要迫害启蒙者,从“一苏格拉第也,而众希腊人鸩之,一耶稣基督也,而众犹太人磔之”,⑦到拜伦的“世辄谓之恶人”,雪莱的“人不容彼,而彼亦不容人”,⑧每当赞颂这些天才,他总不忘记特别去指出,他们是怎样地为世人所不容。他还由此引申出一条规律,说大凡先知和启蒙者,都难免要被人视为恶魔:“正如中国所谓叛道,人群共弃,艰于置身。”如此蔑视大众、把他们对启蒙的态度设想得这么坏,我实在要怀疑,他又怎么能维持住向大众启蒙的热情。大概也就是这种对大众的深刻的不信任,使他自我激励的誓词“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显露出那样双重的意味,既是发誓献身,却又倍感孤寂。他甚至把承受孤独判定为启蒙者的一项必备的条件:“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⑩我总以为,启蒙者是不能对多数失去信心的,因为他的希望,他个人的价值,就正系在那个多数身上;他也不能把孤独视为当然,更不能把它看成自己的永久伴侣,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孤独正意味着他的无能和失败。当然也可以说,鲁迅这样强调孤独,是一种愤激之辞,他的本意,还是在给自己打气,希望能借此更牢固地站稳启蒙者的立场。可是,就在他用这样的方法来增强自己的启蒙毅力的同时,这方法也会不知不觉地将他引离开启蒙的立场:“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11⑩。对大众的是否觉醒都无所谓了,哪里还是一个启蒙者呢?ZAP文惺网
再来看他对科学和物质作用的认识。一九0三年他写道:“工业繁兴,机械为用,文明之影,日印于脑,尘尘相续,遂孕良果……”12似乎只要物质进步了,社会的精神自然就能进步。他后来写《说铂》,写《科学史教篇》,去仙台学习医学,也都是表现了这种确信。可是,他对中国人的劣根性有那样透彻的认识,实际生活又随处可见种种远非物质进步所能改变的病态现象,他对自己的确信,又禁不住要发生怀疑。尤其从仙台返回东京以后,更公开发表相反的意见:“纵今物质文明,即现实生活之大本,而崇奉逾度,倾向偏趋,……必将缘偏颇之恶因,失文明之神旨,先以消耗,终以灭亡。”13顺着这条“搞物质而张灵明”的思路,他一直走到了替中国传统文化大声辩护的地步:“今世冥通神*之士之所归也,而中国已于四千载前有之矣!”14他甚至替佛教辩护,反对占用寺庙来开办新学校:“事理神秘文化,决不为理科入门一册之所范围。”15从《科学史教篇》的对于科学局限的承认,到《破恶声论》的对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赞扬,他走得如此之远,现实中病态人心对他的刺激,实在太强烈了。ZAP文惺网
当鲁迅坐在榻榻米上一支连一支地吸烟,伏案疾书的时侯,他大概没有想到,他写下的这些长篇大论当中,竟有这许多矛盾的地方。历史究竟是进步的,还是不进步甚至倒退的?个人的价值究竟是在自己身上,还是在社会和别人身上?对一个性会的拯救来说,究竟是推动物质进步最重要,还是重建精神信仰最重要?他在东京的那几位朋友,倘若有谁向他追索过些问题的答案,他多半要回答不出的吧,就在那启蒙主义的乐观信仰催促他拿出斩钉截铁的回答的同时,另一种深藏的怀疑却会伸出手来,在半道上截住它们。在那个意气风发的启蒙者的姿态背后,实际上是一颗被各种矛盾纠缠住的犹豫不定的灵魂。ZAP文惺网
灵魂的矛盾必然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当时的东京,正是中国流亡者云集的地方,许多反抗清朝的政治和军事组织,都以这里作为基地。其中有一个光复会,主干都是浙江人,全神贯注于组织暗杀和会党起义,在反清组织中,态度特别坚决。以鲁迅当时的救国热情,他很快就成为这些团体活动的积极参加者,演讲会也好,讨论会也好,常常都能看到他那双专注的眼睛。他和光复会的关系尤其密切,光复会的实际领袖陶焕卿,就是他的熟朋友。到后来,他更加入这个组织,他的住所,也一度成为陶焕卿存放会旗、标识和其他重要物件的秘密地点。在同伴中间,他的情绪往往特别激烈。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结果被恩铭的亲兵剖腹挖心,消息传来,他在东京的一次集会上慷慨陈辞,忽然听到有人在一旁冷言冷语,更大光其火,从此对那人产生反感,久久不能释怀。ZAP文惺网
可是,这仅仅是他的一面,他还有完全不同的另一面。既然参加了光复会,就要接受领导人的指派,有一次,一个任务落到他头上,让他也像徐锡麟那样,回国去刺杀清廷的某位大员。他当时接受了。可临动身前,他又去找那布置任务的人:“如果我被抓住,被砍头,剩下我的母亲,谁负责赡养她呢?”这很令人扫兴,一个刺客,怎么能这样顾虑重重呢?于是光复会收回成命,不要他去了。鲁迅很爱母亲,他对她将来的生活的顾虑,自然是真实的。但我想,他所以又回去问,却恐怕不止是出于这一份顾虑。要做徐锡麟那样的刺客,需要具备特别的心理素质,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要能信赖集体,将自己完全交出去。鲁迅虽有报国的热情,却不是一个愿意将自己完全交给别人的人,原因很简单,他不能无条件地相信别人。即便一时冲动,时间稍长,他对卑劣人心的体验,对一切冠冕堂皇的东西的习惯性怀疑,势必会一点一点瓦解他的冲动,使他重新犹豫起来。有一次在东京,他目睹一个反清团体的领导人,就在手下人进行军事袭击,随时可能遭难的时刻,坐在那里谈笑风生,仿佛毫不在意,不禁“惊佩不至”,直到许多年以后,还一再对人谈起。16我够想象他当时的震惊,处在他那样的心境里,恐怕任何人都会和他一样,要从那可能已经丧命的手下人的立场,来重新审视所谓“牺牲”的意义和价值吧。我相信,正是类似这样的重新审视,使他会对朋友这样说:“假如焕卿一旦造反成功,做了皇帝,我们这班老朋友恐怕都不能幸免!””他对陶焕卿都如此看,怎么可能义无反顾,跑回国内去当杀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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