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没完没了的“华盖运”

时间：2017-03-25 18:41:50 来源：鲁迅传作者：桂山王雄伟

国民党的“清党”不但在精神上给他严重的打击，而且在人身安全上，也似乎要对他造成威胁。他和广州的共产党人本没有多深的交往，但他曾列名于成仿吾等人的一个颇具赤色意味的《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智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又恰在“清党”后的第六天辞去中山大学的教职，有些人就难免要推测，他这是在表示抗议。知情者如傅斯年，又故意含糊其辞，更助长了这种推测，以至香港的一家报纸公开登出消息，说他因为“亲共”而躲避起来了。鲁迅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当然不会太担心。但是，在当时那种满街军车急驶，人人风声鹤腴的情况下，有了那样的传闻，实在也难保不会出什么意外，所以，他又不敢放松警惕。他在广州已经无事，却宁愿忍受酷热继续逗留，这除了一时决不定何去何从，是不是也为了不愿授人以柄呢？１０“清党”给了他刃晰大的震惊，先前那不惮以恶意去揣测世事的习惯自然会膨胀起来，倘若他不自觉地夸大种种可能的危险，一时神经过敏，也是十分自然的吧。直到五月底，他的担心才开始消减，有朋友听到传闻，写信来问，他国复潞：“事太凑巧，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霉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兄所闻之流言，或亦此类也欤。然而‘管他妈的’可也”，１１口气已经轻松了许多。到了七月，他更公开露面，到一所中学和广州市教育局作了两场演讲。人既露了面，那些流言自然就消散了。

流言消散了，他也就可以走了。九月二十七日，他和许广平一同登船，离开了广州这块险恶的是非之地。可是，还没容他们喘口气，新的麻烦又来了。当时广州往上海的船，都要经过香港，香港的海关人员，也就要上船检查。鲁迅这一回自不例外，遇上两位身穿绿制服，如狼似虎的检查员，把他的书籍和皮箱翻了个底朝天，甚至撕碎装鱼肝油的纸匣，捅穿饼于坛子的封口，最后是收了他二十块钱的贿赂，才放过了他。鲁迅很诧异，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凶狠地检查他，船上的茶房说：“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贩鸦片的”，这真使他愕然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中国，连生得太瘦，也会给自己招来麻烦，在这一刹那间，从归国时家乡人对他的胡子的指摘，到北京时有关他的门牙的流言，种种不愉快的记忆，都一齐涌上心头。那天晚上，他便在船舱里铺开稿纸，愤激地写道：“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儿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怅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１２我不禁想，倘是二个向来就活得自在的人，遇上这样的事情，也许会哈哈一笑，自认倒霉罢，但鲁迅却生发出那样强烈的悲愤，他显然是想到了自己不断碰壁的一生。他正要到上海去，到那同样有着洋主子，而同胞的奴气恐怕比香港更为炽盛的洋场去，轮船上的这一场屈辱遭遇，会给他心头蒙上一层怎样的暗影呢？

果然，到上海才一个多月，他就在给朋友的信中发牢骚了：“应酬，陪客，被逼作文之事仍甚多，不能静，殊苦。”１３三个月之后又说：”我在上海……心也静不下来，上海的情形，比北京复杂得多，攻击法也不同，须一一对付，真是糟极了。”１４他去上海的本意，是想静静地休养一阵，既是缓减身体的疲惫，也是澄清思想的混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躲进草丛中，舔净自己的伤口。可哪里想到，他一踏上上海的码头，就又成为许多人包围的目标，纷纷上门拜访，还要约他写文章，拉他去作演讲。他到上海的第一个月内，几乎天天都有人来敲门，有时一天要来好几班；他搬进景云里的寓所才半个月，就已经有人笑嘻嘻地找来了，一定要请他去演讲。他当然要发牢骚了。

不过，应酬虽然麻烦，毕竟也还热闹，朋友和慕名者的笑脸的簇拥，多少也可以拂去一些类似在船上遭人检查的不快。何况又有许广平陪伴在旁，楼上楼下都充盈着新的家庭温暖，单是应酬多一些，鲁迅大概也不过就是发几句牢骚，并不会真觉得大苦。但是，事情却远没有这样轻省。上海不比广州，与北京更不相同，这是一座混杂着精明和浅薄的现代城市，一个不断滋生出机敏、势利、浅薄和赤裸裸的利害之心的大温床。形形色色的人都能在上海插一脚，上海的文坛和学界，也就格外显出五花八门的斑驳的色彩来。既有徐志摩、胡适那样的绅士派，也有蒋光慈、成仿吾那样的激进党，既有依附官方的御用文人，更有数量多得多的只知道迎合小市民的通俗“作家”：你想想，鲁迅这样一个人，骤然跨进这样一个世界。他将遭遇到的，哪里会只是那些应酬？

比方说，他到上海才二十夭，地处江湾的一所劳动大学的校长易培基；就上门来请他去授课。他是鲁迅在北京时的熟人，态度又非常殷切，说是每次用汽车来接他，鲁迅就答应了。可是，才上第二次课、那汽车就奶奶来退，害得他焦急地等了老半天，第三次干脆就不来了，”此后也没有下文，像这样不明不白的事情，他还是头一回遇到。”再比如，也是他刚到上海不久，郭沫若托郑伯奇和蒋光慈来找他，说是要联合起来：还在厦门的时候，他就有过这个打算，听了自然高兴，于是联名在报纸上登出启示，宣布要诙复《创造周报》。可这事又没有下文了，他等到一九二八年初，《创造周报》没有复刊，却出来一个新杂志叫《文化批判》，成仿吾和创造社的一批年轻成员在上面接二连三地批评他。到后来，蒋光慈和他的“太阳社”也一齐来指责他。阿英断言阿Ｑ的时代已经过去，《呐喊》、《仿徨》都过时了；郭沫若更化名“杜荃”，在创造社的刊物上骂他是“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是法西斯主义者！１５刚刚说好要联合，现在突然来围攻他，这叫他怎么受得了？甚至他在广州见过的青年残杀青年的“血的游戏”，在上海也又见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就在江湾的那所劳动大学里，警察和一部分手持棍棒的学生，闯入宿舍抓走据说是共产党的另一些学生，当有人把这事告诉鲁迅时，他喃喃他说：“学生也参加了搜捕……”１６显然是记起了半年前的广州。甚至连一向与他友善的北新书局，从北京迁来上海，书商的习气也愈益严重，欠了他将近万元的版税，迟迟不付，他只好请律师打官司，才一点一点地讨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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