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产运动背后的财经故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这个号召之下，根据地军民一体，发起了大生产运动，南泥湾，杨家岭，留下了共产党人自力更生的抗战记忆。

    短短几年时间，抗日根据地究竟拿出了哪些具体的办法，让经济建设从弱到强，从无到有呢？共产党人究竟依靠着怎样的力量，赢得了这场经济战场上的胜利呢？

    央视巨献《抗战财经记忆》，将我们的记忆拉回到那个硝烟四起的抗战年代，用独特的经济视角，讲述烽火硝烟的抗日战场背后，大生产运动中一个个鲜为人知的财经故事。

    日军疯狂扫荡：抗日根据地遭重创树叶成珍贵口粮

    1940年8月，侵华日军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展开了“扫荡”，日军在晋中6县杀害了1600余人，烧毁房屋3万余间。1941年上半年，晋东南榆社、辽县、黎城、武乡等8个县，被日军杀害3142人，烧毁粮食11万余石，毁坏农具3700余件，抢走大牲畜1300余头。抗日根据地遭受到了建立以来，最严重的冲击。

    1941年日军的秋季大扫荡持续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战士与日军在此期间，共发生了800余次战斗，虽然英勇抗击了日军的行动，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还是蒙受了空前的损失。

    原聂荣臻秘书周均伦：“日本侵略军总共出动了7万兵力，聂帅七天七夜他没有睡觉，日本人的扫荡非常残酷他是烧光、杀光、抢光。所谓“三光”政策。他是彻底的摧毁，另外还制造无人区。”

    对于抗日根据地在经济建设上的布局，在今天回溯历史的时候，还有一个时间节点，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1941年1月4日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不仅撕裂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抗日战线，而且，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1941年以前，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有一半以上，依靠国民党政府拨付的军费和国内外友好人士的外部援助。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不仅停发了八路军的全部军饷，而且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和经济封锁。一方面是日伪军的残酷的扫荡，一方面是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抗日根据地在面对强大的军事压力同时，更重要的，是抗日根据地损失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后续经济补充的能力，大幅削弱。这让下一步的抗日斗争面临极大的困难。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拍摄到的三张珍贵历史照片，影像记录了当时根据地百姓艰难的生活状况。这是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区的群众，扶老携幼采摘树叶的情景。从照片可以看到，低处的树叶已所剩无几，饥饿的百姓不得不冒着危险，爬到高处去砍树枝。今年86岁的杨胜荣老人，当时就是河北阜平县妇救会的成员，回忆当年，老人说那时候老百姓把树叶当成宝贝，因为树叶就是全年的粮食。

    有村民，这样回忆说。

    阜平县麻棚村村民杨胜荣：“采下那树叶子，弄个大瓮一瓮瓮沤，沤完了是苦的，都是泡泡，泡泡甜了，人们弄碎了蒸饼子吃，还在房上晒一晒，弄上布袋装起来，几时吃几时泡上它。

    一个扭转抗战危局的会议：一道克服经济苦难的命令

    1939年的2月，陕甘宁边区召开了一次的特殊大会，这次会议没有商议任何军事行动，也没有商议如何调兵遣将保卫根据地的问题。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动员根据地的全部人员，参加工农业生产，召开这次边区干部生产动员大会，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就是要通过“自己动手”，来克服经济困难。从而打破日军和国民党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

    民族的存亡，似乎已经不完全取决于战场上的胜负，经济建设上的成败，也是决定抗战能否延续的一个关键，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根据地里，已经看得清清楚楚。在抗日根据地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延安发出了这样的一道命令，《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全军将士要在这个指示下，展开生产自救的大运动，指示最后强调，“财政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提到政治的高度，望军政首长，各级政治机关努力领导今年各部队中的生产运动。开辟财源，克服困难，争取战争的胜利。”由此，一场扭转抗战危局的生产自救运动，在各个抗日根据地里全面展开。

    大生产运动是一项战时特殊的经济政策，对于克服经济苦难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

    从“烂泥洼”到“南泥湾”：三年间荒原变江南

    说起抗日根据地的生产自救运动，南泥湾一直是人们记忆的核心，但陕北高原上出现的这块塞北江南的热土，究竟是谁发现的，始终不为更多的人知晓。在北京理工大学的档案馆，我们找到了这张70多年前老照片，照片的这个人叫乐天宇。1940年，他是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的主任，在1940的7月，乐天宇在一次野外考察的过程中，和学生们在延安的固临镇意外的发现了一块极适合农垦的荒地，这里水土丰茂，土壤肥沃，完全不是黄土高坡贫瘠荒凉的景象。当地百姓把这片土地称为“烂泥洼”。

    有了这个新发现，乐天宇迅速赶回了延安，给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同志进行了汇报。听闻延安的附近就有生产粮食的风水宝地，朱德很是兴奋，一个月后，朱德在乐天宇的带领下，亲自勘察了“烂泥洼”，面对眼前肥沃的土地，朱德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南泥湾。朱德不仅给土地起了名字，在1940年9月到1941年3月期间，还三次亲自到南泥湾进行实地勘察。经过反复调查研究以后，朱德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提出了开发南泥湾的建议，并很快得到了批准。

    1941年3月，这个春天，这支八路军整编359旅的部队，分成了四批，高唱着“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建设保卫党中央”的战歌，浩浩荡荡开进了南泥湾。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多次到南泥湾参加劳动，对于这场大生产运动，朱德说：“敌人来了，就去打仗；敌人不来，就搞生产，用我们的双手，做到生产自给，丰衣足食。”

    这是1941拍摄的南泥湾的生产照片，照片上的南泥湾，已经开辟出了成型的水稻田，战士们在稻田里正在插秧。这是1942年拍摄的照片，照片上的八路军战士，已经在农田里收获着胜利的果实，这是1943年，南泥湾充分开发之后的景象，尽管年代久远，但今天的人们依旧能深刻的感受到照片里战士们高涨的劳动热情。

    从1941的春天开始，到1944年，经过359旅的四年耕种，南泥湾从一片荒地，变成了塞北的江南，统计数据表明：

    1941年359旅共开荒地1.12万亩，收获细粮1200石，打窑洞1000多孔，盖房子600余间，粮食自给率达到79.5％，经费自给率达到78.5％。

    1942年，359旅开垦荒地2.68万亩，收获细粮5451石，蔬菜10万斤，每人平均每月能吃到2斤肉，每天5钱油、5钱盐、1.5斤菜，粮食和经费的自给率分别提高到96.3％和90.2％。到1944年，359旅共开荒种地26.1万亩，收获粮食3.7万石，养猪5600多头，不仅完全满足了部队所需，而且还上缴了1万石粮食。

    大生产运动保障后方战场：释放巨大经济能量

    写于1942年12月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是毛泽东为数不多分析财经问题的专著。在毛泽东看来，系统总结经验，全面推广大生产运动是保证抗战胜利的重要工作。他在论述中说，“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由此，“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成为了抗日根据地一场不分军民，不分男女老幼，不分级别高低的集体行动。大生产运动是一场根据地社会全体参加的生产自救，这也对后来的经济建设起到了影响。

    在这场生产自救大运动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引起了今天很多研究者的注意，在延安发出号召军民生产自救的同时，1942年的共产党人就已经开始重视金融手段在经济建设中的运用。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财政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政府向农业投资增加1000万元，其中仅延安等7个县就发放农业贷款158万元，帮助农民添置了4980件农具，开垦荒地10万亩。晋冀鲁豫根据地1942年发放农业贷款1657万元，1943年又发放9570万元，一年之内贷款额增加近5倍。

    从人力上解决了生产的基础，从金融上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大生产运动让抗日根据地贫瘠的土地，开始释放出巨大的经济能量。从1941年到1942年，陕甘宁根据地共开垦荒地180万亩，增产粮食47万担，公营工厂发展到62个，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自给率就达到了60%以上，1943年生产自给率更是达到了100%，边区农民在这一年已经不需要缴纳抗日救国的公粮，边区财政也开始出现结余。经济上的成绩，对军事力量的补充在1944年体现得最为明显，1944年，全国19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基本度过了困难时期，根据地人口增长到8000万人，正规部队发展到47万人。

    1945年4月，就在抗战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撰写社论，他说大生产运动“使我们的军队克服了生活资料的困难，改善了生活，个个身强力壮，足以减轻同在困难中的人民的赋税负担，因而取得人民的拥护，足以支持长期战争，并足以扩大军队，因而也就能够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达到最后地消灭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目的。”

    1945的春天，毛泽东已经预见到，中国人只有首先取得了经济战场上的胜利，才能决定抗日战场上最终胜利，大生产运动的历史推动力，将彻底改变中国抗战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