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乡村城市化的过程,表现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也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基本主题。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到三四十年代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乡村浪漫小说,从五六十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到九十年代至今的新乡土小说,无不对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进行着深刻的思考。翁新华的《城市木马》(作家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继续和深化了这一思考,并展现出一些新的因素,堪称当前小说创作并不多见的一部力作。YLM文惺网
小说初看颇像是一部官场小说,作者生动细致地描写了珞川市各级行政官员之间的角力,也相当深刻地暴露了官场的种种潜规则与人性的堕落。如果仅仅是这样,这部小说也就没有太多令人言说的必要,顶多不过是当下众多官场小说的又一次重复而已。两个方面的因素,把这部小说和纯粹的官场小说区别开来:一是简元这样一个特殊人物的出现。作为市政府主持工作的副秘书长(小说最后荣升市委常委、市政府秘书长),他得以在官场中自由穿梭,也为作者官场生活叙述提供了便利,但简元是一个从穷苦农村家庭走出来的官员,在他身上有着诸多农民的特质——农民的狡黠与智慧,他也始终与他的家乡百石村农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样的经历和品质提示人们,他所置身的官场是一个纠结了城市与乡村种种复杂关系的官场;二是小说将官场种种复杂关系组织起来的两个重要事件:近郊百石村百石大丘由稻田改为游泳池和甘家乡稻改花建全国花卉苗木之乡。这两个事件贯穿小说的始终,它再一次提示小说所指涉的官场与乡村城市化的密切关系。这部小说将当前现实主义创作两个最为重要的题材官场谴责与乡村底层生活揭示巧妙地融为一体,以对乡村城市化的深入而独特的思考和表现完成了对这两类题材小说的超越。YLM文惺网
城市对乡村的挤兑使温馨和谐的乡村变得荒芜、凌乱,是乡村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过程,这一过程在当代新乡土小说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表现,贾平凹、阎连科、陈应松等在这方面都推出过重要的作品。贾平凹的《秦腔》就被认为“完全是一幅乡村败落史”,写的是“从精神到物质、从伦理到人性都完全废败的村庄”。[ 洪治纲:《困顿中的挣扎——贾平凹论》,《钟山》2006年第4期。]《城市木马》在这方面同样表现出了作者强烈的忧患感。金钱与权力的联袂,使得百石村农民因百石大丘变为游泳池而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土地,被迫迁居他们极不适应的城市;甘家乡农民因为稻改花而失去了其对土地使用的自主权,是另一种失去土地的方式。这一些作为城市化标志的事件,无不以带来乡村的富裕的承诺开始而最终却是以农民生活的更加艰难而结束。对这样一种残酷的现实,作者表现出了足够的清醒。YLM文惺网
但是,《城市木马》对于这样的残酷现实的认识,并没有导致作者对于城市的简单批判以及对昔日温馨乡村的廉价缅怀,作者对于乡村城市化采取的不是简单的对抗或者逃避,他对于城市化的不可逆转性同样有着清醒的理解。这正是《城市木马》对新乡土小说的超越。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中国文学对于乡村表达的基本思维模式,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样一种对立在文学表达中更加明确而尖锐,乡村底层生活的艰难被归结为城市文明的暴力式侵入。在贾平凹的《秦腔》里,古老的清风街正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不断瓦解——土地荒芜、女人进城卖淫、男人进城卖力、乡村选举作弊、孩子失学辍学……正如有人分析的那样:“苍劲雄浑的秦腔,终于在现代社会中逐渐沦为替村民们送葬的挽歌。”[ 洪治纲:《困顿中的挣扎——贾平凹论》,《钟山》2006年第4期。]阎连科“耙娄山系列”中的耙娄山村庄也在受到现代城市文明侵入后变得更为荒凉、混乱,“在小说中,耙娄山脉的村庄无论多么贫穷,在大部分的时候,它们是自在的,按照一种原始主义的道德秩序生存,虽然内部也有压迫和残酷的黑暗,但它们的世界是稳定的,自足的。而外部世界是作为压迫力量出现的,正是它们冷酷的暴力入侵(不管是以政治的还是以文明的名义)使耙娄山脉失去了原有的恒定性。”《城市木马》则表现出了考察城市化进程中中国乡村的另类视野:城市与乡村的艰难对接。YLM文惺网
作者似乎清醒地意识到,乡村的城市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不可逆转的过程与现实,由此小说并没有对乡村的城市化本身进行怀疑和否定,在这里,作者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现代意识。小说曾借简元的口表达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珞川市将百石村百石大丘征地改建游泳池而引发百石村百姓的抗议并惊动中纪委,面对中纪委的调查,时任村长的简元将其上升到乡村城市化的高度予以说明:“讲到征地。北京故宫和天安门广场,原本也是建在耕地上,能扒了种玉米吗?纽约曼哈顿双子楼也是建在耕地上,9·11以后为何不改种麦子?美利坚合众国如此一个讲究环保的国度,为何没有一个议员提出把那片废墟改农田?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和遍布全球的分公司,占地相当于三四个小国的国土,美国联邦法院和联合国,并没有判定他破坏耕地。田园牧歌固然值得现代人怀恋,但是没有人愿意生活在印第安人的原始部落里。说到底,城市化才是一个国家发达的象征……土地的价值,在于最大限度开发其潜能,而不在于它能收获多少五谷杂粮。中国,也包括咱们珞川市,有理由快步进入工业化时代,因为发达国家都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了。我们原本落后了,只能急起直追。百石大丘一年可以收二百石谷子,值一万五千元,已经相当不错了——这就是牛百石同志严防死守的土地价值观;倘若改换一种经营方式,比方修建游泳馆,年创利税四千万,何乐而不为呢?我觉得市委的思路是符合民意的……怎么才算搞好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草庐茅舍变成钢筋水泥结构的复式楼盘,算不算呢?”虽然明显地带有诡辩的成分,但谁也无法从理论上真正否定其合理之处,在这里也确实透露出新一代农民对乡村、对土地的新的理解。尽管百石村村民对征地建游泳池十分反感,但当他们被安排进城并住进蕙兰小区后,他们的不满便很快平息下来,后来尽管城里的生活对他们而言也极为艰难,但大家却宁愿在城里打拼,也没有谁愿意重新回到原来的乡下。这就是作者所表达的客观现实。小说的结尾颇具象征意味:作为老乡村精神象征的简元的母亲和牛百石同志去世了,在他们的墓地呈现出这样的一道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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