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上海一 （6）

 

鲍君甫听后一怔，遂点了点头。

 

接着，杨剑虹又说：“每次给租界来公函办案，多数由于办手续的时间拖长，以致泄露机密。”“目前要研究设法打通这条路，简化手续，严保机密。”最后，他望着认真倾听的鲍君甫，十分信任地说：“我和陈秘书长谈到你，他认为你如果充分利用自己各方面的有利条件，是最佳的人选。”

 

“是的，是的，”陈立夫为了做出信赖鲍君甫的样子，遂又礼贤下士地说，“首先要联系所有各种社会团体、机关和学校等，搜集各种情报材料。”

 

就这样，鲍君甫被陈立夫、杨剑虹拉进了新成立的调查科的核心机构。

 

但是，鲍君甫告别陈立夫与杨剑虹之后，平静地想了想陈立夫与杨剑虹的讲话，心里便产生了矛盾。他当时是这样想的：“做国民党的官可以，当侦探搞反共，若不告诉共产党，不仅对不起朋友，而且不取得共产党的帮助，那就什么事都办不成，还会有生命的危险。”他经过再三考虑，遂想出了一条妙计，即：“如果帮助共产党做点事，又能弄到一点共产党的消息，那么既可在国民党里做官，又可以没有危险。”于是，“鲍君甫一方面接受了国民党的任务，一方面又决定同共产党建立关系。因此，鲍把国民党拉他在上海组织特务机关的事，告诉了陈养山同志，还将随身带的一份搜捕名单交给了陈，并表示愿将所了解的情况及时提供给共产党”。

 

陈养山听后也陷入了矛盾的心境：如果真像鲍君甫所说，在敌人的心脏机关为共产党提供情报，那就等于建立了一个“从敌人营垒中拉出来的反间谍关系”，万一出个差错，那就会殃及党中央的安全。怎么办?他连夜赶写了一份报告，把上述这些情况通过闸北区报告党中央。周恩来在研读了这份报告之后，向中央报告了他的处理意见，接着，为营救陈乔年等被捕同志的事，约见了刚刚参加党的保卫工作的陈赓。

 

这就是周恩来交由陈赓阅读的报告。

 

陈赓在政治上是绝顶聪明的。他读过这份报告材料之后，就明白党中央已把争取鲍君甫的工作交给了自己。为此，他肃然起身，十分郑重地说道：“请具体下达任务吧!”

 

周恩来指出，党中央特委认真地研究了陈养山同志写给中央的报告，“认为鲍君甫这样一个关系，在政治上虽然不是很可靠，但在隐蔽斗争中确是非常需要的，可以加强政治教育和加强党的领导。使之为我工作。当即决定使用鲍君甫”。

 

接着，周恩来指示道：“陈赓同志，中央特委作出决定：为了安全使用鲍君甫，由你出面约见陈养山同志，通知他断绝同其他方面的联系，由你单线联系，负责对鲍君甫的联络工作。”

 

“是!”

 

“同时，为了党的安全工作顺利展开，由你作为我的单线联络人。至于你在中央特委会的工作安排，日后由中央决定。”

 

陈赓微微地点了点头。

 

“关于营救陈乔年等同志的事情要抓紧，需要动用多少经费，要提前向中央报告。”

 

“是!”

 

周恩来在亲自领导、拓展中央特委会工作的同时，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中央常委会的领导工作上。在这期间，他对开展全国性的暴动以及创建武装割据的政治局面，都提出了有着深远影响的建议。例如，在讨论江西问题的时候，他曾明确地指出：“要在江西各处形成割据，预备一个总暴动是对的，但立刻就要定期举行一个总暴动而不顾湘、鄂、粤三省是不对的，要立刻夺取政权也是太乐观了，目前是一个准备总暴动而深入割据局面的前途。”这就十分策略地阻止了党内主张盲目暴动的倾向。

 

再如出席中央常委会讨论江苏问题的时候，周恩来根据江苏的实际情况指出：“江苏最近的工作，总的政策方针依然是经过艰苦的工作发动小斗争，改造党，然后再进到大的斗争。”由此可知，这一时期的周恩来，虽然没有明确怀疑党的路线，但他的言行是反对不顾客观实际的盲目暴动政策的。

 

三月九日，周恩来出席中央常委会，在讨论两湖问题的时候他曾说道：“湘鄂赣边区的割据区域要连贯起来。朱德军队要坚决留湖南，向茶陵发展为好。毛泽东的部队还是在遂川。军队的调遣由两特委协商。”十日，中央致信湘、鄂、赣三省委，明确指出：“湘东特委与赣西南特委必须经常发生密切关系，如将来在这些地方的割据将会合时，临委可以决定此两特委合并归湖南指挥。至毛泽东的军队之分配应看两特委之需要由两特委共商调遣，不必专于死板的决定其驻在某地。”由此可见，周恩来一直关注着朱德与毛泽东所领导的两支军队的发展。

 

在这前后，中央收到了来自广东的报告：“李立三以中央代表的身分来到香港，处理广州起义失败的善后事宜。他把这次起义说得一无是处，并且指责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省委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许多人不同意他的意见。李立三就采取惩办的办法，大批地处分起义领导人。中央接到他的报告后，觉得不妥”，为此，专门召集常委会，讨论广州起义的善后处理问题。在中央常委会上，周恩来多次就这个问题作了发言，“他分析广州起义前的具体情况，认为这次起义是必需的”。接着，他明确指出：“这次的批评，一是批评的人没有在广州，没有深深地想想暴动时的困难;二是因退却时通知不周而造成许多人牺牲，就从根本上说暴动不好，这两种精神都不好。”他对李立三的做法明确表示：“这种指导的影响是很坏的，对这些同志的严厉处罚是不对的。”他还说道：“一个事变以后，对它的批评一定要同时注意到它的价值。”最后，中央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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