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上海一 （8）

    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后，一是需要学习、研究，并对照检查前一段执行“左”的“不断革命”论的错误，再是中共中央于三月底收到共产国际来电，让六大代表到莫斯科去开会。这样，六大开会的地点最后总算确定下来。因此，党中央要周恩来结束在广东的工作，立即返回上海。

    周恩来于四月中旬从广东返回上海之后，一面向中央全面报告广东之行的成果，一面研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与此同时，他还详细询问了向警予被捕、郭亮惨遭杀害的经过，以及营救陈乔年等同志的进展情况。其中，他对郭亮英勇就义是非常悲痛的!在他看来，我党各级组织一个接一个被敌人破获，尤其是中央与各省委的主要领导人相继落入敌手，其根本原因就是在敌人的心脏机关中没有眼睛与耳朵。他痛定思痛，遂向中央提出建议，在中央特委会中设立情报科，由陈赓出任科长。很快，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在中央特委会宣布组建情报科的会上，陈赓汇报了有关利用鲍君甫建立反间谍关系的情况：

    就在周恩来离开上海南下广东近一个月的时间内，“陈赓同志经常同鲍(君甫)直接联系，除对他大力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外，还同他研究情况，找出办法，以增强他接近敌人的勇气和工作能力，进一步争取他忠实地为我党工作”。由于这时的鲍君甫在国民党内地位不高，陈赓就“让他利用陈立夫、国民党调查科另一负责人张道藩和杨剑虹的关系，极力接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市公安局、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等有关敌人”。为了提高鲍君甫在上述敌人心目中的地位，或曰使敌人觉得鲍君甫有本事得到共产党的材料，“我们将党的宣言、传单和公开刊物，如《红旗》、《布尔什维克》等，都优先送他十份，作为他接近敌人的资本”。另外，为了使鲍君甫尽快打开局面，陈赓等还有意“给他一部分经费，作为他请客应酬和建立秘密接头机关之用”。

    陈赓还报告说：“鲍君甫这个人很聪明，有侦探才能，表面听话，心里机灵，很快就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例如：鲍同陈立夫、张道藩相识之后，就积极投靠他们。而陈立夫、张道藩这些人也因留学欧美，十分欣赏鲍君甫那特有的文化气质，把一些重要的私事都交由鲍办。举例说，张道藩这个伪君子，一边在私下追求画坛宗师徐悲鸿的夫人蒋碧薇，一边又在上海宣布与一位法国女人完婚。张为了把自己的婚礼办得有声有色，选中鲍君甫负责具体操办。鲍借此不仅可以加深与张道藩的私交，而且还等于向国民党中人宣布：他是陈立夫、张道藩的私党。因此，他乐助其成，并受到了张道藩的表扬。但是，调查科的负责人杨剑虹却是一个狡猾的政客，遇事用人包括对鲍君甫都留一手。一次，杨指示鲍君甫用“杨登瀛”的名字去见新上任的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询问关于要求英巡捕房发拘票并派人会同去搜捕某处共产党人的手续时，事前什么情况都不告诉鲍，直到杨、鲍会同英巡捕房包探到马立斯新村去搜捕时，才知道搜捕的地方是共产党人的驻地。幸而住在这里的人已经转移，敌人才扑了空”。

    周恩来听后指示道：“告诉他，不要心急，要一步一步地去做。只有完全变成他们圈内的人，才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是!”接着，陈赓又报告，“据鲍君甫说，他从他们的语气中感到有大的事情将要发生，可就是不知是什么事情。”

    周恩来沉吟片时，以命令的口吻说道：“立即通知有关的领导人，停止开会并转移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