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上海二 （4）

    杨登瀛在英国巡捕房中，不仅是兰普逊的上宾，连兰普逊家里的人也都搞得很熟。他同谭绍良是同乡，关系尤为密切，杨登瀛每天跑完国民党军警机关以后，总要到谭绍良那里聊天，一起吃饭，晚上同到一品香饭店抽大烟，一榻横卧，无所不谈。兰普逊认为杨登瀛是一个专家，什么情况都告诉他，还常约他协助捕人。遇到重大疑难案件，也找杨登瀛商量;还请他做英、法巡捕房的顾问。从而，兰普逊那里的情报、材料，杨登瀛都可以看到。陈赓通过杨登瀛的关系也能够基本掌握英、法巡捕房的情况。

    在陈立夫看来，杨登瀛在上海工作非常出色。陈为了在上海安插一个与调查科系统无直接关联的亲信，遂决定正式任命杨登瀛为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为了增加杨登瀛在上海工部局洋人心目中的分量，于一九二八年十月由蒋介石亲自签署了这则命令：

    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

    此令。

    蒋中正

    恰在这时，时任调查科的负责人杨剑虹因过去在汉口贪污巨款，被太子派领袖孙科告发，遂服毒自杀;继任者叶秀峰等不甘于当陈立夫的大“听差”，工作起来并不十分卖力;再者，由于张学良准备易帜，全国初告统一，国民党的所谓大敌业已不复存在，因而内部的派系斗争又日趋明朗化。陈赓巧妙地利用这错综复杂的关系，指示杨登瀛打着国民党“中央特派员”招牌，在上海更加广泛地开展工作。

    时下的杨登瀛与陈立夫保持单线联系，在上海工作起来几乎不再受别人的约束。他虽然暂时没有单独办什么案子，却经常代表国民党在租界法庭参加“陪审”，从而扩大了他在上海的影响。另外，他根据陈赓的指示，不断地到南京走走，把受到陈立夫等人的“礼遇”又当做资本，向上海中外警探机关吹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就为自己塑造了这样一个形象：“中央亲信的人。”

    由于杨登瀛与英国巡捕房、国民党在上海的警探机关建立了特殊的关系，使他很容易了解到许多重要的特情，并通过陈赓及时报告了党中央。结果，不仅使敌人几次搜捕计划落空，而且还在他的帮助下处决了一些内奸。在使用杨登瀛的初期阶段——也就是周恩来在莫斯科出席六大期间，在杨登瀛的帮助下处决了内奸戴冰石。请看史家的记述：

    一九二八年八月，内奸戴冰石向国民党秘密自首后，杨剑虹便把戴交给鲍君甫(即杨登瀛)，说此人在时机成熟时，会提供重要消息。不久，鲍君甫奉命把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封密封的公函，送往英巡捕房政治部。政治部的谭绍良立即约鲍去平凉路搜查我党机关，结果有七人被捕。后来内奸戴冰石直接找鲍说，杨剑虹曾事前答应他，为了使他不犯嫌疑，把他的小姨子也一起逮捕，等被捕人员全部引渡到警备司令部后，就立即释放她。现在戴冰石要鲍履行杨的诺言。鲍君甫把这些情况报告了陈赓同志。经党中央详细调查，弄清戴冰石是破坏平凉路机关的内奸，就立即批准……将这个内奸处决了。

    周恩来于十一月上旬回到上海以后，在听取了陈赓等同志的汇报后，遂作出了大胆而细致地使用杨登瀛的决定。当即由中央特委替杨“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的过街楼上设立一个办事处。陈赓还派安娥(张红惠，著名词人，写有《渔光曲》歌词等)去做秘书。杨登瀛把收集到的情报全部拿到办事处，凡属我们有用的，均由安娥及时抄送陈赓。至此，杨登瀛有了一个正式的对外联络机关，便于和一些侦探、奸细接头”。为了扩大战果，陈赓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除继续送给杨登瀛各种党的公开刊物外，有时也给杨一些秘密性不大的党内文件，使他有向敌人夸耀和报功的资本。由于“杨登瀛同国民党军警机关的关系，特别是同英国侦探机关的关系愈益密切，于是上海的敌探机关经过杨登瀛进一步置于特科的控制之下了”。

    也就是在周恩来回到上海的前夕，蒋介石为了加强对这座东方冒险家乐园的控制，或曰尽快“剪除”设在租界区中的地下党中央，特任命亲信熊式辉接替钱大钧为淞沪警备区司令。

    熊式辉，字天翼，江西安义县人氏。早年，随父移居省城南昌读书，后有感于国事艰危，遂弃文习武，报名投考江西混成协开设的江西陆军小学，毕业后升入南京陆军中学，并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保定军官学校肄业。讨袁革命爆发之后，他应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之召，来到昆明，就任李军第四师第八旅第三十四团团副。孙中山先生入主广州之后，熊式辉又被军政府保送日本陆军大学深造。他学成回国之后，晋见时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的蒋介石，被蒋派到广州大沙头第三军军官学校任教育长。也就是在这前后，他与刚刚西渡归来就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相识。

    周恩来深知熊式辉是位典型的军中政客，是靠着投蒋介石之机起家的。早在蒋介石被迫下野之时，他曾密电蒋氏表忠：“总司令既然引退，式辉亦不欲带兵，愿随左右，出国游历”云云。蒋介石东渡归来复出之后，从上海前往南京，熊式辉亲率所部沿沪宁路护送。蒋为之大悦。当蒋自认为完成统一大业后，遂起用熊式辉坐镇上海，帮他消灭心腹之患共产党。为此，周恩来严肃地指示陈赓：“我了解熊式辉，他是个善于讨好蒋介石的政客，自然对我们而言，也是一个极难对付的敌人。我认为，只有一个打入敌人心脏的特派员杨登瀛还不够，必须尽快在熊式辉的身边，安有我们的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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