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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上海四(2)

时间:2020-12-05 20:53:52  来源:  作者:
    周恩来就要离国赴莫斯科了。在这所剩不多的时间里,他除去和中央主要负责人讨论向共产国际汇报的内容外,最关心的事情就是中共中央的组织机构如何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中央组织机构问题。周恩来发言说:常委组织法存在“浪费、重复、迟缓”的现象,“如果将常委缩小权限,成立组织局,采取集体指导的工作方式,更适合于秘密工作的条件,可以避免这些毛病。政治局则应集中政治的指导”。在谈到军委的设置时说:“中国党是处在夺取政权的前夜,有红军、苏维埃区域的存在,军委一定要健全,军事部与军委合而为一,直属政治局。”在他的建议下,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组织局,由向忠发、关向应、任弼时、罗登贤组成;同时,成立九人军委,周恩来、关向应、曾中生为常委。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周恩来加入组织局。
    也就是在这前后,党内又发生了王明被捕事件,其经过如下:
    一九三○年一月十二日,王明以工人的身分,出席上海工联在英租界垃圾桥附近召开的布置年关斗争的会议。由于会议防范措施不够严密,正当会议进行之中,一群巡捕突然闯进会场,将王明等二十多人全部逮捕,押入老闸捕房,后又被引渡到提篮桥监狱。王明被关在阴暗的牢房中,听着上海的夜空响着辞旧迎新的鞭炮声,真是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为此,他又诗兴大发,低吟着“爆竹声知旧岁寒,狱中何处有春风”的诗句,为自己回国后的经历自鸣不平。
    王明被捕时的身分是工人,在他的身上又没搜出可以证明是共产党的文件和材料,就常理而言,仅仅是所谓的嫌疑犯,花些钱,要不了多少时日就会被释放出狱。但是,他耐不住狱中的寂寞,时时都在想走出狱门的办法。这时,一个想借此捞一笔钱的看守告诉他:“像你这样的人,只要想办法搞点儿钱来,买通关节就可以出去。”
    王明一听喜从心起,他以试探的口气对这位看守说:“钱不成问题,如果你们有人同我一道出去,我能找到出钱的人。”
    这是王明一相情愿的想法,这个看守怎敢带着犯人出狱找保钱呢?双方几经协商,这个看守答应帮他送一封信。于是,王明提笔给自己的好友潘文郁写了一封求援信。
    潘文郁,时任中央宣传部的干事,是王明在苏联留学时的好友。后被捕叛变,但未出卖同志,经组织审查,再度入党,并奉命做张学良学习唯物辩证法的老师,对张学良的思想转变起了一定的作用。一九三五年,又被戴笠等人查明他的政治身分,在蒋介石的威逼之下,他自愿让张学良处决。是为后话。
    由于王明让看守送信,这就等于暴露了中央宣传部一个机关的住址鸭绿路。所以,当中央特委获知王明被捕并派人送信求援这件事后,很快报告了主管中央特委的周恩来,他感到问题严重,当即作出决定,中央宣传部这一机关立即搬家。对此,当事人邵珍回忆道:“由于咱们的机关暴露,所以中央决定咱们机关赶快转移、搬家。搬家前,我把一般的文件材料全烧了,整整烧了一个晚上。”同时,周恩来又指示中央特委,想尽一切办法营救王明尽快出狱。
    接着,中央特委分析了王明被捕的情况,由于他没有暴露政治身分,遂动用关系想办法打通关节,终于使王明于一九三○年二月十八日上午出狱。
    王明出狱后,通过潘文郁等人获知,中央认为他让看守给党的机关送信是错误的。虽然这个看守只是图钱,没有发现这是党的秘密机关,也未造成什么大的损失,但这毕竟是属于泄密问题,其错误是严重的。王明深感问题严重了,遂在他出狱后的第三天,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亲笔信,报告了他被捕的原因以及在狱中的表现。自然,他也承认了让狱中的看守给中央秘密机关送信是错误的。
    中央,尤其是主管组织的周恩来收到王明的信后,立即指示中央特委的有关人士查明事情的真相。同时,周恩来赞成中央的决定:在查清王明的问题之后,要作出严肃的组织处理。
    经调查:王明向中央写的报告基本属实。
    接着,中央给王明回了一封信,郑重指出他这次所犯的严重错误是:
    一、泄漏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影响机关安全”,“给一般同志以极坏的影响”;
    二、让“看守送信到中央秘密机关”,违背了纪律;
    三、“躲避自己的错误”,“没有在错误中取得教训、改正自己错误的决心”;
    四、说什么“‘中央解决我的问题不要给取消派借口’,表现着你完全不接受中央批评的精神”。
    据此,中央作出决定:给王明以党内警告处分。
    这时,周恩来已经离开了上海。
    事后追论,王明在这次被捕事件中的确是犯了错误,中央批评教育乃至于给予党内警告处分,无疑也是正确的。但是,出乎中央大多数同志所料的是,王明对此耿耿于怀,很快就利用批判立三冒险错误的机会,打击报复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此乃后话。
    也就是在处理王明被捕事件的前后,周恩来从潘汉年、冯雪峰等同志处获悉:鲁迅先生完全赞成“停止内战,加强团结”,并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周恩来考虑到参加“左联”的党员作家多为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成员,他决定亲自将没有介入这一文坛论争的夏衍(沈端先)从闸北街道调出,在中央文委的领导下参加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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