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上海四（2）

    周恩来与张若名虽然没有成为伴侣，却成了很好的朋友。就在这次他绕道欧洲去莫斯科的期间，在一个初夏的傍晚，他还是到坐落在里昂北郊村镇中的女生宿舍会见了张若名。对这次会见，徐泓同志记下了杨堃教授亲耳听夫人张若名说的这段话：

    周恩来化装而来，他戴着墨镜，穿一身笔挺的白色西装，戴一顶白色法国盔。当他摘下墨镜时，张若名看到了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们在村镇旁边的一家小咖啡馆里一直坐到夜色沉沉。周恩来首先告诉张若名，一九二五年他和邓颖超结婚了，他替邓颖超问若名姐好。然后他讲了觉悟社的成员们已经各奔东西，有人继续舍生忘死地投身革命，有人脱离了政治，个别人彻底堕落，临分手时，周恩来深情地表示：“将来什么时候能够再相会，很难预料。”他说，他已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张若名则向周恩来保证：永远不泄露共产党的秘密。

    周恩来与张若名自此之后天各一方，但是他们谁也不曾忘记谁。据当事人回忆，十五年之后，周恩来作为军调处一方的负责人来到北平，他曾化装前来看望时在北平任教的张若名，遗憾的是未能相遇。新中国成立前夕，张若名与丈夫远离北平，到昆明任教。周恩来作为一国的总理，绕道昆明出席万隆会议，依然没有忘记约见张若名夫妇。不久，身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商请张若名夫妇来北京工作，亲调张若名到外交部任法文翻译，但是由于张若名的原因未能调成。后来，张若名在“反右”中被迫害致死，后还是在邓颖超的关照下平反的。此乃后话。

    这时的周恩来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了，因此他在德国居留期间主要是宣传中国的革命。据史记载，他途经德国时，不仅与德国的共产党人进行交流，而且还在德共《红旗报》上以化名陈宽发表了《写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一文。文章介绍中国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的发展情况，指出：中国革命正在走向新的高涨。“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号召工农群众为在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奋斗，呼吁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和中国的革命工农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保卫苏维埃政权。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文章是对中国共产党六大之后一年多的革命实践的总结，并“得出的新的极端重要的结论”，因此，公开发表以后在德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不少读者向报社探询作者是谁。对此，《红旗报》公开答复：“这篇值得一读的文章的作者是我们的中国兄弟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位领导成员。”并撰文赞扬这篇文章“生动、具体地展现了中国革命巨大高涨的图景”。

    周恩来于是年五月到达苏联莫斯科。接着，他与共产国际开始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或许是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过程中，需要从理论上阐述中国革命的特点，他集中精力认真地回顾、研究了自六大以来中国革命发生的一切变化，写成了一篇重要的文章：《中国革命新高潮与中国共产党》，并在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公开的演讲。他说：“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同时，这一民权革命是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联合农民彻底完成。”他还明确指出：“工人运动的新高潮是在农民战争的背景之上兴起的。”接着，他又向出席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各国共产党人指出：“中国工农群众不仅有他们的苏维埃政权，并且有了为这政权斗争的十万红军和十数万的游击队。”同时，他还强调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和争取群众、组织群众、聚集革命力量的重要性。说到党内反倾向的斗争时，他指出在党内既要反对右的倾向，“也要反对‘左’倾盲动情绪和闭关主义”。七月十六日，他在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上作了《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特点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的报告。他说：“中国革命的发展，因为全国政治经济的不统一，还表现不平衡的特征。”“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实事求是地说，他在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尤其是对中国农民和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较之六大时的认识有了很大的飞跃。

    更为重要的是，他在会见斯大林的过程中，向斯大林全面而又客观地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情况，使斯大林“接受一年多来中国红军有重大发展的事实，认为应该把中国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这不仅标志着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周恩来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从以城市暴动为中心，逐渐地向在中国农村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