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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与瞿秋白一道提名毛泽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获得通过。
周恩来为了提醒全党重视苏区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指出：“关于全国工作布置……有一原则：首先是加强苏区工作，苏区中央局的建立，苏区下级的健全、强健红军之领导，是首先在组织上重要的工作。”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主动表示：自己愿意去苏区中央局工作。以此为标志，说明周恩来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在于发展苏区。
周恩来是为了解剖自己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过程呢，还是为了通过阐述中国革命的希望在苏区这一新论点，让更多坚持中国革命走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道路的同志觉醒?总之，他在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一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他在这一报告中回顾了自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来红军成长的历史，郑重地说道：“今天来讨论红军，根本任务就是要解决如何使红军成为工农民主专政的主要力量的问题。”他在论述了红军官兵之间应建立新型关系之后，又明确指出：目前游击队和游击战术绝对不能取消，但要有现代化战术的充分准备，并建立集中指挥，建立总司令部。中央军事委员会应设在全国苏维埃临时政府所在地。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还领导讨论了红军政治工作条例，确定了会后改编全国红军的计划。
接着，由周恩来提议，经中央政治局批准成立了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和当地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由周恩来任书记，负责指导全国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工作。由于周恩来一时难以离开中央，故派项英先去。后又经中央政治局开会审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再加当地二人为苏区中央局成员，以周恩来为书记，由项英暂时代理。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的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但也存在着不足或错误，那就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把李立三同志的错误视为“个别策略上的错误”，在组织上还继续着宗派主义的错误。
在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当时坚持正确主张的是何孟雄同志。
何孟雄，湖南酃县人。他早年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不久，他又和邓中夏等同志发起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他在恩师李大钊的领导下，出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积极领导北方职工运动，取得了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的胜利。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开展北方革命斗争。不久，南下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大革命失败之后，随中央迁往上海，先后出任江苏省委委员、沪东区委书记、沪中区委书记等职。何孟雄是我党早期具有较深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领导同志。十多年来的革命实践证明，他不仅善于把理论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而且还具有较强的分辨大是大非的能力。他在实际工作中看到了立三“左”倾错误的危害，深深地感到“中央路线行不通”，遂挺身而出，一次又一次公开地反对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一九三○年九月八日，周恩来与瞿秋白回到上海并着手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时，他又坦诚地向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何孟雄政治意见书》，向党全面地陈述了自己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历数了和立三为代表的中央在十二个方面的分歧，系统地批判了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应当说及的是，何孟雄反对立三“左”倾错误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很多同志的支持，其代表人物是林育南、李求实等同志。同时，也受到了江苏省委、全总、上海工联、苏淮会、沪东区委、沪中区委中许多干部与党员的拥护和支持。他被同志们赞誉为“反立三路线最早和最坚决的代表”。
但是，何孟雄等同志忠诚于党的事业的愿望和捍卫党的正确路线的行为在六届三中全会受到无情的打击。请看如下事实：
向忠发在三中全会上说：“中央更指出，在国际指示中央纠正错误的过程中，右倾机会主义者如何孟雄竟利用中央某些错误，加以造谣污蔑，来实行反中央的活动。且在江苏区委联席会议上，更发挥他的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公开地向党进攻。中央指出何孟雄同志这一活动不是偶然的，他在客观上起了取消派党内暗探的作用，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必须全党与之作无情的斗争，同时也要克服党内对何孟雄右倾路线发生动摇的调和倾向。”
李立三在三中全会上说：“党的路线是正确的，策略上有‘左’倾冒险主义的倾向，应深刻自我批评来肃清这危险。另一方面，取消派暗探利用时机来反党。江苏何孟雄认为中央反国际，造谣言，来发展他自己的路线。他不是改正党的错误，而是乘机来攻击党的路线，同时又有调和派活动，所以斗争是更复杂的。”
周恩来一向是很尊重何孟雄同志的。诚如前文所述，王明回国之后，他曾派王明到何孟雄主持的部门学习与锻炼。但是，由于他对立三所犯错误的认识仅仅限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再加之他有着很强的组织观念，故在《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中也讲了如下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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