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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向应，辽宁省金县人，一九○二年生于一个满族家庭。早年，他在东北宣传革命思想，并于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读书。翌年回国，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之后，先后在河南省、团中央组织部工作。党的六大召开之后，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担任团中央书记。六届三中全会之后，参加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一天，他因受到英籍巡捕怀疑而被捕。同时，还被抄去一大箱子文件。通过内线还获悉：当时巡捕房的英国人看见那么多的文件和材料，可因华语水平太差，挑不出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没有用的，天天围绕着这个箱子转，想不出办法来。
周恩来听了陈赓等人的上述报告之后，认为当务之急是先把这一箱子文件从巡捕房搞出来，然后再营救尚未暴露身分的关向应同志。为此，他问道：“我走后杨登瀛的情况怎样?可否由他出面和英国人交涉这件事?”
杨登瀛精通国民党官场中的一切情况，他为了取得陈立夫的信任，利用和工部局的特殊关系，免税为上海国民党公安局长以及陈果夫、陈立夫各搞了一部进口车，并亲自押车送到南京。同时，他也采用同样的办法，为徐恩曾搞一些英国或美国进口的高档物品。这样一来，陈立夫交由徐恩曾酌办的案子就很自然地落到杨登瀛的手里。在这个时期，徐恩曾还秉承陈立夫的意图，亲自登门拜访杨登瀛，还将南京中山东路五号大本营的地址告诉杨，欢迎杨到南京时来做客。如此交往的结果，徐恩曾对杨登瀛从不怀芥蒂之心。为此，徐经常打电话或写信对杨指示工作，但从不检查杨做得怎样。为表示亲密无间，徐还对杨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央(指陈立夫)在用钱上总是依从你的，你知道吗?”同时，徐又学着蒋介石的样子，送了一套《曾国藩家书》给杨，用以拉拢。
这样一来，英国人越发看中了杨登瀛的价值。那位自称是杨登瀛好友的兰普逊就主动地说过这样的话：“如果确有急办的案子，不必办理拘捕手续，作为现行犯随时叫我兰普逊去逮捕就好了。”
对于杨登瀛上述的情况，陈赓是了如指掌的。因此，他对周恩来大包大揽地说道：“没问题，他时下既是徐恩曾派在上海的红人，又是英国巡捕房信得过的要人。”
“好!”周恩来点了点头，“一定转告杨登瀛：第一步，把那一箱文件搞出来;第二步，想办法再把关向应同志保释出狱。”
陈赓当即约见杨登瀛，二人共同商讨了落实周恩来上述两步意见的方案。有关杨登瀛在陈赓指导下营救关向应同志的经过，《陈赓大将》一书是这样记述的：
中央要陈赓设法营救关向应，而首先要抢救被敌人搜走的这批文件。因为关向应被捕时化名丰世珍，只要我们把其中的重要文件搞走，敌人就无法判断他的身分，党的机密也不至于受到大的损害。赶巧这时英国巡捕房酷刑拷打关向应，没有得到任何一点口实，也正在为这一批文件发愁。英国人看见这么多的文件和材料，挑过来拣过去硬是找不到哪一份是重要的，天天围着文件箱子转，也无济于事。陈赓为了摸准情况，先叫杨登瀛到巡捕房探听消息。杨登瀛回来说国民党想要把文件弄走，英巡捕房不同意，强调这个案子是租界破的，不愿意把文件交给国民党。陈赓便同杨登瀛商量，要他直接去找兰普逊，就说愿意帮助巡捕房来鉴别这些文件。兰普逊正求之不得，就对杨登瀛说，那就交给你来鉴别吧!杨登瀛见兰普逊已经应承，忙又改口说自己事忙，不过可以另想办法。杨登瀛和巡捕房谈好之后，陈赓就根据中央指示，派刘鼎去鉴别，告诉他说，要把所有手抄的和复写的文件都拿回来，其他的可以不管。陈赓还特别嘱咐刘鼎：不要将被捕者的真实姓名和身分告诉杨登瀛，怕他知道了胆怯，不好营救。于是，杨登瀛就把刘鼎作为他的“专家”介绍给英巡捕房，并把他带到存放文件的房间，把门带上。刘鼎在这里仔细地检查了全部文件，把里面的手抄和复写文件抽出来藏在身上，出来的时候手里还故意拿着几张油印文件，对巡捕房的人说：“我带回去看看!”后来陈赓叫杨登瀛告诉兰普逊：被捕者是一位学者，抄出来的文件，都是一些学术研究资料，以此把敌人敷衍过去了。
另外，该书也明确写道：“敌人认为关向应不是‘要犯’，押了不到一年即行释放。关向应出狱不久，被任命为红二军团政委，派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与贺龙共同率领红二军团同敌人周旋去了。”
《陈赓大将》一书所记上面的史料基本是准确的。笔者为此还查过《刘鼎传》等史料。只是有一点是记错了，说关向应是在这年春天被捕的。
查《关向应传略》是这样记述的：“一九三二年春被派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任湘鄂西军委分会主席、中央分局委员和红三军政治委员。”这样算来，证明关向应被捕的时间是一九三○年冬天，而不是这年的春天。
正当周恩来与中央特委的有关同志研究营救关向应的问题时，陈赓有些紧张地走进来，严肃地说道：“黄第洪叛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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