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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周恩来陷入痛苦的思索——如何阻止王明这种不正常的党内斗争的时候，他又获悉：罗章龙、何孟雄等十六位参加六届四中全会的代表，因对米夫在会上采取欺骗手段和高压政策十分气愤，遂在罗章龙的领导下，于四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元月八日，召开了一个“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该会议通过了由罗章龙主持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很快，周恩来收到了这份反对四中全会的纲领性的文件，认真地逐条研读，分辨是非。
但是，罗章龙等人以反对四中全会为名，竟然“派人四出，到处串联，煽惑鼓动，加紧分裂党的活动”，并悍然成立了一个第二党的组织，叫“非常委员会”，江苏搞了一个“第二省委”，上海的一些区搞了“第二区委”等等。这样的做法是分裂党的行为。诚如李维汉所说：“党内斗争，搞分裂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周恩来为了党的团结大局，同时也为了挽救罗章龙等已经走到自绝于党的边缘的同志，他代表党中央与他们谈话，“严厉批评他们，要他们立即停止活动，认识错误回到党这边来。告诫他们：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这次谈话没有生效，王克全态度蛮横地大吵大闹。最后，周恩来要他们慎重考虑，限三四天内作出答复”。
罗章龙、王克全等对周恩来的劝说和正告置若罔闻，继续沿着分裂党的路走下去，终被党所抛弃。
与此同时，米夫为了慑服反对王明的代表，于一月十三日，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分召集反对王明上台的部分同志开会，极力美化王明，吹嘘王明是中国共产党内水平很高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百分之百执行国际路线的。他还严肃地说：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国际;谁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就是反对共产国际，就要受到处分。
米夫召集这次会议，不仅增加了反对王明派的人对米夫的反感，同时也加重了每一个反对王明的同志的精神负担。为了研究对策，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以及冯铿、柔石、殷夫、胡也频等反对四中全会的干部决定：一月十七日在东方旅社三十一号房间开会。
恰在这时，陈赓等从内线获悉：投敌变节者已经打入我们的内部，有些同志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周恩来听后当即作出决定：中央各单位相互联络，必须严格遵循白区工作原则;要调动一切力量，设法尽快地查出投敌变节者。另外，由于设在上海的江南省委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再加之何孟雄等同志与王明等人的矛盾日趋尖锐，从客观上势必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因而，周恩来又指示陈赓：通知王明同志，要江南省委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破获党的机关;同时，也请王明同志转告仍然隶属江南省委的何孟雄等同志，敌人已经打入我们的内部，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对此，陈赓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立即向王明做了通报。但是，王明又是如何对待这一极其严峻的事件呢?请看刘晓同志的回忆：
王明在江苏省委不止一次地诬蔑何孟雄同志，说根据中央特科的消息，国民党特务已打进何孟雄等人的内部。他还说，国民党特务也是通过文化人的关系混到何等人中间去。他布置省委和区委都要提高警惕，采取预防措施，防止牵连。记得有一次在省委会议上，王明以紧张的口气提到：国民党特务已在东方旅社住下，随时可能逮捕何孟雄等人。还一再声称何等人情况复杂，活动暴露，有可能遭到敌人破坏，要省委和各级组织都提高警惕;并说要中央特科去通知何孟雄等人，是有危险的，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一月十七日，正当何孟雄等人在东方旅社开会研究对策的时候，周恩来刚好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他在发言中严厉“批评罗章龙分裂党的活动，完全停顿一切实际工作，是帮助敌人和托陈取消派”。接着，他又指出，“这是极严重的问题，前方血战，后方这样，一面反对立三路线，一面离开实际工作，这是非常要不得的。”会议尚未结束，陈赓等快步走进，严肃地报告：
“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二十几位同志在东方旅社被敌人逮捕了!”
“知道是谁出卖这些同志的吗?”周恩来严肃地问道。
“还没查出。”陈赓答说。
“一、要设法营救所有被捕的同志;二、一定要尽快查出打入我们内部的敌人!”周恩来以命令的口气说道。
第36章
陈赓通过内线很快搞清楚：与何孟雄、林育南等同时被捕的还有鲁迅先生最得意的弟子殷夫、柔石、李伟森、胡也频、冯铿等左联的知名作家。为此，周恩来请陈赓同志找来负责左联工作的潘汉年，让他转告冯雪峰，请冯立即向鲁迅先生报告这一不幸的消息，并请鲁迅先生利用他的社会影响，设法营救这五位曾受过他恩泽的党员作家。
当鲁迅先生由冯雪峰的口中获知殷夫、柔石、李伟森、胡也频、冯铿等青年作家被捕的消息后，万分悲愤，他当即表示：“雪峰，请转告朋友们，我会忍住悲哀与愤怒，和你们一起营救他们的。”
接着，上海工部局决定公开审讯何孟雄等同志。鲁迅先生请朋友代为请大律师张横海出庭辩护。由于一个女叛徒(即王掘夫在苏联留学时的女友)在幕后指认被捕人员，因而当工部局宣读完所谓罪行之后，淞沪警备司令部就强行要求引渡，致使张大律师孤堂难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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