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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写的这段话有两层意思，其一借王掘夫是罗章龙派的人，避开自己和叛徒有同窗之嫌;其二是借用这段文字栽赃罗章龙等人，回避自己在何孟雄等人被捕问题上的责任。不久，何孟雄、林育南等同志壮烈殉难于龙华监狱，全党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他为了掩饰自己那难以推诿的责任，还有意写了一首七绝，诗曰：
廿五英雄同遇难，
而今“二七”更怆然;
育南师辈孟雄友，
泪洒春风泣杜鹃。
说到何孟雄、林育南等同志被捕与遇难，除却王掘夫与女友叛变投敌以外，王明是难辞其咎的。除去当事人刘晓同志记下了他在江南省委的言行外，李海文等同志撰写的《东方旅社事件》一文也提供了证据：
当时工部局内潜伏有我党中央特科的敌工人员，得到情报立即通知了组织。可是，王明这时已酝酿将何孟雄等激烈反对四中全会的同志开除出党……王明早已视他们为反对中央、分裂党的右派敌人。结果，林育南等同志没有得到敌人即将进行逮捕的通知，他们全部被捕了。
何孟雄等同志被捕之后，在王明看来，等于为他除掉了一个最大的反对派。为了巩固既得的权力与地位，继续把他的“左”倾错误推向全党，遂又“残酷打击”与他持不同政见的同志。其中最典型的是打击虽已下台，却在党内有着相当威望的资深领袖人物瞿秋白。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瞿秋白被清除出中央领导核心后，为了党的整体利益，还遵照党的要求，违心地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在表明承担责任的同时，接受所谓“指斥”，说自己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就常理而言，米夫与王明等人就可罢手了。然而，王明为了确立自己在中央的绝对权威，或为了达到所谓以儆效尤的目的，就在何孟雄等同志被捕并在狱中英勇对敌之时，他们一伙又在米夫的帮助下，迫使党中央于一月二十七日作出决定，在警告“立三主义者”必须真正认识自己错误的同时，还特别点名要瞿秋白“须写声明书表明积极反右派与立三路线的政治态度”。
这时，已走下领导岗位的瞿秋白同志，其身心的摧残是可以想见的。因此，他那久治未愈的肺病犯得十分严重，急需卧床全休，加强药物治疗与营养保健。但是，当他接到中央的决定以后，出于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对党的忠诚，忍着各种难以诉说的苦衷，又被迫于翌日——元月二十八日写了第二次声明，特作如下三点表示：
1.我完全抛弃自己的一切错误和离开国际路线的政治立场——三中全会至四中全会间之调和主义立场，而站在共产国际路线的立场之上，拥护四中全会，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之下来为党为革命而奋斗。
2.反对立三路线及其调和主义的斗争，反对罗章龙等右派小组织及其调和主义的斗争，揭破并打碎立三主义者和右倾小组织的联合企图，是现在为着党的布尔什维克及真正执行国际路线所万分必须的。
3.我的调和主义的错误，是与莫斯科代表团对于“学生问题”的错误相联系的。当时对于莫斯科学生中反对中大支部的李剑如等同志，对于这个小组织，我采取了保护的态度，以致不但不能反对派别斗争，反而自己陷于派别斗争的泥坑。
但是，王明等人对瞿秋白的迫害并未就此停止。他们为了自己在历史上的所谓清白，又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作出《关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宣称李立三处分王明等人是瞿秋白施加影响的结果。反过来，瞿秋白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决不是偶然的”，简而言之一句话，是一脉相承的。为了彻底把瞿秋白所谓搞倒、搞臭，正式发表国际决议，在全党展开对瞿秋白的斗争。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对瞿秋白实行政治打击、组织处理的同时，还在经济上作出决定，减发瞿秋白的生活费，每月只象征性地发给他十六七元。
对此，周恩来是绝不赞成的。他清楚，当时“上海工人每月最高工资为五十元到九十元，中等工资二三十元，最低工资八元到十五元。给瞿秋白这点儿生活费，仅能维持他们夫妇的最低生活需要，连温饱都谈不上，更不能求医治病了”。因此，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秋白同志虽然离开了中央，但他是我们党的老同志，加上他又有较严重的肺病，我建议保留他的原待遇。”
“我坚决反对!”王明盛气凌人地说道。
对此，周恩来能说些什么呢?唯有愤然不语。
另外，这些天来，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几位党的骨干成员被捕，看来极少生还的可能，搞得他痛苦不堪;与此同时，罗章龙等人坚决与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对抗到底，搞得本来就面临分裂的党更加危险，不得不作出开除罗章龙等人党籍的决定，这又加重了他内心的痛苦;当他看到王明等人借着米夫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内大搞苏联肃反那一套，他内心的痛苦真是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了!因此，他每天回到自己的住处，一言不发，经常一人伫立窗前，望着那沉沉的长夜陷入沉思。今天也就是在中央作出对瞿秋白减少生活费的那天，他回到住处后依然独自站在窗前，无限怅然地望着星空，听着不时传来的警笛的响声，他真想大呼一声“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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