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上海四（11）

    周恩来很少与这位党的总书记变脸的。但是，他一听向忠发这无党性原则的理由，猝然变色，非常严厉地说道：“忠发同志，那你这样做，就对得起党吗?对得起为革命牺牲的和森同志和代英同志吗?”

    “可我和她……”向忠发嗫嚅了，他不敢正视周恩来那就要冒火的怒眼，最后只是叹了口气，“唉!你们是理解不了的。”

    “我是不能理解，我也相信，每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都不能理解!”周恩来断然地答说。

    周恩来在家里办公，或约有关同志谈话，邓颖超是很少插话的。今天，她听了向忠发的话之后真是有点儿生气了，她插话说：“老向同志，我和恩来不知分离过多少次，他从来说走就走。没有见过像你这样一位负责同志，组织决定你离开上海，还要这样婆婆妈妈的。”

    六月二十一日晚上，周恩来与邓颖超有事需要外出，行前再三叮嘱向忠发呆在家里，千万不要出去。向忠发听后似有情绪地答道：“放心，我哪儿也不去!”但是，当周恩来与邓颖超走出家门不久，向忠发趁着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还有临时搬来同住的革命母亲夏娘娘在室内做事的空间，在桌上留了一张纸条，悄悄地溜了出去。接着，他又偷偷地向陈琮英与杨秀贞住的那家旅馆走去。事有凑巧，向忠发走进这家旅馆之后见到的是陈琮英，显得很是不自然。陈琮英十分警惕地问道：“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就要出远门了，来和秀贞辞行。”向忠发撒谎道，“我嘛，只呆一会儿就走。”

    陈琮英是一位党性原则很强的人，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她是不能随意向党的总书记问个为什么的。再者，她认为向忠发的到来，一定是经组织批准的。因此，她没有再说什么，就把向忠发引到杨秀贞的住处。但是，午夜的钟声敲响了，陈琮英发现向忠发还留在杨秀贞的房间里，她不得不去敲杨的门，催促向忠发尽快地离去。出乎她所料的是，向忠发却在室内答说：“你不要管了，我明天一早再走。”

    党组织交给陈琮英的任务是看好杨秀贞，因此，她内心虽然有情绪，也只好任向忠发与杨秀贞在此鬼混一夜。诚如周恩来所担心、所预料的那样，向忠发在六月二十二日清晨离去的时候，就在静安寺附近的一家英商开设的“探勒”汽车行出事了。原来，静安寺附近有一个党的秘密机关，向忠发经常到这一带来办事，对这里的地形地物是很熟悉的。另外，在静安寺有一家英商开设的“探勒”汽车行，向忠发时常到这里租用轿车，与“探勒”汽车行的部分员工是相当熟悉的。其中一位叫叶荣生的会计曾在上海互济会工作，认得向忠发。顾顺章叛变之后，国民党的报纸上天天有某某检举共产党要人立功受奖的报道，叶荣生为利所驱，同他姐夫一起去找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属下的特务头子邹练和，说他可以找到共产党的总书记向忠发。敌人许他事成之后，赏他一大笔钱。

    六月二十二日清晨，向忠发告别与之姘居的妓女杨秀贞走出旅馆，大步踉跄地向“探勒”汽车洋行走来。叶荣生远远一见就认出来了，暗示卧底的特务准备动手。特务一看向忠发那大老板的派头，生怕抓错了不好向上司交账，故不敢贸然动手。叶荣生悄悄告之，向忠发右手缺半截手指，一看便知真假。就这样，当向忠发走到“探勒”汽车洋行门前之后，叶荣生打了一个呼哨，“早已守候在那里的特务蜂拥而上，把向忠发抓进汽车，押送到善钟路巡捕房”。接着，陈琮英、杨秀贞被捕，设在戈登路恒吉里一一四一号的党中央秘书处机关被敌人破坏，工作人员张纪恩、张越秀和苏才都被捕了。

    周恩来得知向忠发被捕，立即向党中央实际负责人王明建议，商量营救和对策事宜。政治局紧急会议在王明住处召开，由王明主持会议，周恩来报告情况和提出营救向忠发的方案。会议同意周恩来的营救方案和通知有关机关暂停活动，并决定由周恩来负责此次行动。

    有关向忠发被捕后的情况，《邓颖超传》一书作了这样的记述：

    向忠发被捕后，特科工作人员很快从敌人内部知道了确切的消息。下午，特科工作人员赶到周恩来住处报告，周恩来不在家。邓颖超立即出外通知有关同志转移。

    这天上午，邓颖超曾到戈登路恒吉里党中央秘书处机关，去看烈士张采真的妻子苏才，约定晚上到她那里吃晚饭。邓颖超虽已得知向忠发被捕，还不知道他立即叛变，已带特务去过这个机关。下午四点多钟，她仍按照约定去。到了后门附近，看见苏才所住亭子间窗户上放的花盆不见了。她知道出事了，立即转移到另一位同志家里。

    她实在不放心周恩来，冒险回到原来住处，看到原定的警报信号还在，便进了家门。

    周恩来得知向忠发被捕，立即组织人营救。执行的同志刚刚出发，得知向忠发已叛变，便撤回来了。

    他回到家里，见到邓颖超。两人销毁了所有文件，约定以后再见面的地方，赶紧分别转移。这时已是六月二十二日深夜。邓颖超劝母亲和同住一起的夏娘娘和她一起走。两位老人说，情况紧急，你快走吧。我们两个老人只是家属，敌人来了也不会把我们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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