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梅山文化

毛泽东两次到梅城考察、实践，对他影响极大，梅山文化对毛泽东思想与人格的影响，可以从多个方面得到论述：

 

一是精神主观律的影响。青年毛泽东早期是一个唯心论者。这次来梅城感受古老梅山文化，与和尚们一起探讨宗教和哲学，认为精神是主体，是第一性的。此时的毛泽东认为，“予谓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无肉体之生活。试观精神时时有变化，肉体则万年无变化可知也”。毛泽东得出“自我中心论”，认为“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人类之目的，在于实现自我而已”。后来形成了毛的自我独立精神。“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宇宙间各物之活动，各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他过分强调“精神”的力量和过分“自信”，在革命时代助他成就了大业，但在晚年就表现为失误。 

 

二是政治思想对毛泽东政治人格的影响。梅山文化中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传统，人们大都注重民族气节，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社会责任感。梅王扶汉阳的民族气节、爱民如子、民为邦本的思想使毛泽东深受感动，梅王之所以与朝廷抗衡就是统治者弄得民不聊生。梅王的屡战屡胜都是民心所向。由此毛泽东认为“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其人，斯得天矣。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这些影响到毛泽东后来的“为人民服务”思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 影响到“反帝爱国”思想，强调“造反有理”、“武装夺取政权”、“破旧立新”、“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等思想。夏默庵对对联激发了毛泽东的“为公”的集体思想。陶澍是道光有成就的理财家和改革者，是当时的能员好官，他团结了一批像林则徐、魏源、左宗棠、姚莹等有识之士。陶澍的注重吏治，“州县为亲民之官，州县得人，而天下咸理矣”；陶澍的“事必躬亲、严于律己”，“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陶澍的关心民间疾苦、兴除利弊、力行改革、兴修水利等措施减轻了人民负担，促进了生产和经济的发展，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等深深地触动着毛泽东的每一根神经。 

 

三是梅山文化学术思想对毛泽东治学态度的影响。梅山人的勤学刻苦、朴实上进作风，梅山人崇尚实学，不喜空谈，务实求真。就读于梅书院的陶澍，二十三岁上京会试，一举成名。当时，考官申报陶澍为一甲笫二名（即榜眼），由于在殿试时发现作文中写了一个错别字，陶澍遂降为二甲十五名。后来，陶澍官至两江总督，梅山的山水人情薰陶了陶澍，铸就了他的人品，从而成就了他的事业。陶澍因一字之误，最终没有被御笔钦点为榜眼，毛泽东惋叹：“实为撼事”，在同治七年（1868年）中进士第二名的黄自元，授翰林院编修，其书法博采众长，自成一体，称为“黄体”，同治帝钦赐“字圣”名号，一时间誉满天下，此时前清榜眼黄自元尚未逝世，毛泽东到龙塘考察。后来给毛泽东书法艺术（别具一格、汪洋恣肆、任意挥洒、布局谐调、自成妙趣）很大的帮助。给青年毛泽东以深刻的印象，激起了毛泽东的勤奋、进取精神。在知行观上他强调“古者为学，重在行事”、“不行架空之事”，务实精神一直在他身上发扬光大，最后形成了他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学习为现实服务，认为“为学之道不得不重现在”，在学习方法上“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精心研究各种社会思潮，遍览中外典籍，深入调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杂取众家之长，决心像陶澍一样成为政治家，像黄自元一样成为书法家 。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方针。使毛泽东思想与人格有着浓厚的民族特色。

 

四是梅山人民性格对毛泽东人格个性的影响。梅山人民有着热情、奔放、敦厚、淳朴、刚烈、强悍、与世抗争的性格。毛泽东在讨吃茶淘饭、送对联、到夏婆婆家中等感受到热情、奔放、敦厚、淳朴的民情，也了解到巨大的贫富悬殊。这些影响到后来毛泽东理解农民、同情农民、依靠农民的思想。毛泽东与农民阶级有着特殊的情感。在革命年代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为什么没有办工人运动培训班呢？）特别引起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极大热情。宁死不屈是梅山人民性格的基因。强悍，坚强等在安化县志中多有记载。正如毛泽东说：“湖南人（梅山人）素来有一点倔强性、反抗性和破坏性”、“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不能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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