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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六届二次会议在许多问题上所规定的策略口号都带有明显的“左”的倾向，许多是延续了“六大”的观点。对此，李维汉同志评述道：“例如，在反帝斗争中强调拥护苏联;在反对军阀战争的问题上，不知道利用矛盾，而主张‘对于任何一方面都加以坚决的攻击’;在土地革命中，主张‘必须坚决的反对富农’;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否认其两面性，认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仍是目前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在职工运动中继续强调赤色工会中‘左’的倾向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等。这些“左”的倾向，势必影响中国的革命。例如所谓的“飞行”集会，就是上海工运中比较典型的例子。
那时的中国有很多群众性的纪念日，如“五一”、“五四”、“五九”(国耻日)、“五卅”、“八一”等纪念日，还有为南京国民政府坚决反对的苏联十月革命节等。诚如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维汉所回忆的那样，每到这些纪念日到来之前，“党内成立了由党中央、团中央、省委、团省委、上海总工会等单位负责人参加的‘总行动委员会’，指挥这次行动”。党外的群众团体也相应地成立了筹委会，事前都印发了大量的宣传大纲和传单。清晨，“示威群众从各方面陆续汇集南京路两旁。十时整，一声哨响，积极分子涌上街头，一面散发传单，一面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等口号。少数积极分子撤退时砸了电车和国民党在上海的机关报《民国日报》馆”。再如，“由于群众对‘八一’国际赤色日一无所知，省委要求进行广泛的宣传。七月十四日和二十六日还进行了两次预演式的示威。‘八一’当天有数千工人、学生和少数农民、士兵，冲破中外反动派的警戒封锁，在南京路、福州路、白渡桥、天潼路示威游行，持续了三四个小时”。另外，“有一些做法更近于愚蠢，如将示威的时间、地点，公开在《上海报》上刊出，这无疑是给敌人报信，所以每次行动，几乎都有人被捕”。
结果，“公开工作不是掩护了秘密工作，而是暴露了秘密工作”。
与此同时，在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前后，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一场原则性的争论，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逐渐接受了“托派”的观点，一步一步地走到党的对立面，终于成为中国“托陈取消派”的领袖。为使读者全面了解这场争论的实质，首先容笔者简介什么叫“托派”。
托派，是苏联进行十月革命前后，在联共(布)党中存在的一个公开反对列宁、反对斯大林革命理论的派别。托派理论洋洋大观，就其核心而言即“不断革命论”。由于他的代表人物是托洛茨基，故简称托派。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争论不仅是十分激烈的，而且“在党内党外，上层下层，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公开进行”。
也许是这场争论涉及到共产主义理论的性质和中国革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等院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中间，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使他们分为截然对立的两大派。据史记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苏联举行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大庆，“中国留学生区芳、陈亦谋、梁干乔、陆一渊、史唐等人也参加了红场上的游行。他们在经过主席台时，与苏联托派一起，当着斯大林的面，突然打开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字样的旗子，并高呼口号。苏联两派群众也发生了火并事件。联共党内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接着，苏共中央以红场事件为由，于十一月十四日开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党籍。翌年一月，又把托洛茨基流放到当时苏联东南的边疆城市阿拉木图。随即，苏联国内开展大规模的肃托运动，把不少拥护托洛茨基的群众投入监狱。从此，托派活动转入地下。而上述那些中国留学生也被遣送回国。
但是，作为理论家的托洛茨基并未就此止步，相反，他在阿拉木图期间还继续撰写了大量反对斯大林、反对共产国际的长篇论文，其中还写了《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等专论。托洛茨基的这些论述中国革命的文章，深深地打动了时在苏联的中共党员刘仁静、王文化等人，遂在留学生中间秘密建立托派组织。“到一九二八年冬天，莫斯科及列宁格勒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据说发展到了一百四五十人左右。”他们为了按照托洛茨基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相继由苏联回到了上海，在党内散发、传播他们带回来的托洛茨基的文章，并建立秘密的托派小组织。
陈独秀何时与中国托派小组织发生联系的呢?史无准确的记载。据郑超麟、彭述之等人回忆，他们是在一九二九年四五月份，从归国留学生中见到了托洛茨基的文章，用郑超麟的话说，他第一次看托的文章的印象，“仿佛有什么电光闪过我的头脑”。接着，他们又把这些文章介绍给陈独秀看。估计这时，已到了六届二中全会召开的前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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