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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首先被托洛茨基关于大革命问题的论述深深打动。他惊喜地发现，大革命时期，自己多次提出的先是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来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原来与远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主张不谋而合;而正是因为这种主张被共产国际一再否定，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感到他原来的主张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他特别注意托洛茨基把大革命失败完全归咎于共产国际的那些论断：“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的”;“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权威，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当反对派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陈独秀)在共产国际错误指导下进行一种机会主义的政策时，就说我们是‘诬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指共产国际)在当时是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无疵的。”陈独秀见此恍然大悟道：“当你们(指共产国际)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他极口称赞“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后来他回顾说，只是由于得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件，“从此以后，我们才彻底的系统的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之真实根源之所在”。
陈独秀不是一位人云亦云的理论家。当他一旦从托洛茨基的理论找到共鸣点之后，又重新思考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真正的原因，以及中国应当沿着一条什么样的革命道路前进。很快，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是以“阶级联盟”政策代替了“无产阶级独立的领导革命”的政策，也“是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根本政策之错误”。接着，他又攻击党的六大“未曾把这些错误之根由系统的彻底的指摘出来，遂致留下现在的祸根”。同时，他又从理论上为中国革命设计了如下道路：
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即应该认识并抓住大多数民众尤其是最下层民众对现状不满的这一动力，向他们提出他们所了解所感觉到必要与可能的“为召集国民会议而奋斗”的口号指示他们一条政治的出路。……在目前反革命的时期中，只有这一口号、这一运动才能够调动群众，才能够推动群众向前斗争，才能够动摇统治阶级的权威。……每个斗争前进一步，都是证明统治阶级无希望，打破群众对它当中任何派系的幻想，都是证明非群众的革命暴动，根本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不能消灭军阀战争，不能解决群众要求的实际问题。
陈独秀为中国革命所设计的上述道路，不是什么新鲜的货色，这就是托洛茨基等所提倡的“议会道路”，即“通过议会斗争的合法运动，过渡到暴动夺取政权的道路”。也或许是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理论相似，都是以“议会道路”取代无产阶级革命，故时人称中国的“托派”小组织为“托陈取消派”。
积共产国际数十年革命运动的经验证明，走议会道路实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任务是死路一条。因此，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判。正当全党集中力量批判“托陈取消派”的时候，在中国东北又爆发了“中东路事件”。
中东路东起绥芬河，西到满洲里，与苏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接。当年，苏俄根据与中国签订的一些不平等条约，强迫清政府出股金五百万两黄金，由沙俄政府修建和经营。从上述事实一看即知，中东路是沙俄政府侵略中国东北的产物。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曾明确宣布：“采用广大的政治教育方法使铁路趋于中国化。”由于各种原因，十多年来中东铁路一直控制在苏联的手中。
中国大革命失败之后，蒋介石出于内压共产党外亲帝国主义的需要，制造了一系列的反苏事件。一九二九年五月，蒋介石在取得蒋桂战争胜利的基础上，为了假借苏联之手削弱张学良东北军的实力，进而控制东北，又悍然指令张学良派军警包围哈尔滨苏联领事馆，进行非法搜查和劫掠;接着，又调东北军沿苏联国境布防，做出武装进攻苏联的姿态，并用武力接管了中东路，逮捕、驱逐苏方人员，致使苏联政府被迫于七月十七日宣布对南京国民政府绝交。不久，张学良的东北军与苏联红军在两国边境线上发生战争，很快以东北军失利而告终。对上述这段历史，史家称之为“中东路事件”。
中东路事件爆发之后，共产国际当即作出决议：指示各国共产党组织人民群众，发动一场“保卫苏联”的运动。对此，中共中央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立即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召开会议，作出一系列的决议，中央主要负责人都动手写出了一批文章。事后追论，“中共中央对这个涉及到中国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复杂事件，采取了简单化的策略。”当时，陈独秀就明确反对中共中央执行的“保卫苏联”的决定，并上书中央，历陈自己的观点。这样一来，陈独秀作为中国“托陈取消派”的领袖，又公然反对中央“保卫苏联”的路线，激起了党的主要负责人的愤怒，遂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对策。负责宣传的中央常委李立三在会上更是慷慨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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