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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路事件绝不是孤立的，它说明国际反动派正在有组织地结为一体，向社会主义的苏联发起反革命的进击!为此，各国共产党人，尤其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旗帜鲜明地站在苏联一边，粉碎蒋介石集团，尤其是日本人豢养的奉系军事集团对苏联的进犯!至于‘托陈取消派’反苏的理论，以及陈独秀给中央的上书，都要给予坚决的回击!”
党的总书记向忠发紧跟李立三之后，大讲特讲了一番落实共产国际“保卫苏联”的理论之后，又说道：
“如果与会的同志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委托李立三同志起草一份通电，请在莫斯科的秋白同志、和森同志，转给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与此同时，党要求所有负责同志都要动笔写文章，抨击国际与国内，还有‘托陈取消派’对苏联的诬蔑!”
“我赞成。”李立三接着又分外激动地说，“为了显示我国人民的力量，同时也是为了向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示威，我提议于八月一日，在上海组织一起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对于李立三的提议，与会者没有任何人提出不同的意见。周恩来沉吟片时，有些沉重地说道：“为了确保这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取得成功，并把不必要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我提议成立由党中央、江苏省委、团中央、上海总工会等单位负责人参加的总行动委员会。”
全体与会者一致赞成周恩来的这一提议，并一致推举周恩来负责。有关周恩来组织实施这次游行示威的情况，当事人李维汉作了如下记述：
这次示威的总指挥部设在南京路北侧一家大商店的后院楼上，我和恩来都在指挥部观察，恩来说是要下去看看，我没有让他去，我去看了。这次活动有近百人被捕。
这次游行示威有这么多人被捕，的确有点儿出乎周恩来所料，他不得不问个为什么。长此以往，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此，他心情很是沉重地指挥处理善后事宜。但是，像火一样的李立三却认为，这次游行示威是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蒋介石的威风。当他获知周恩来正为营救被捕群众而操心的时候，他又操着批评的口吻说道：“革命嘛，哪能不付出一些代价?不然，我们不就成了陈独秀、彭述之这些取消派了?”
对于李立三的这种说法，周恩来是不能完全同意的。可是，他有自己做人处事的原则：一时争论不休而又得不出结论的问题，取“大辩非辩也”的态度。为此，他没有说些什么，继续听李立三高谈阔论。
“恩来同志，有鉴于陈独秀等人公然打出托派的旗帜，反对党的六大路线，公开把矛头指向共产国际，指向斯大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开除他的党籍!”
对此，周恩来也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一、他坚决反对陈独秀在中国成立“托陈取消派”，应当旗帜鲜明地与陈独秀的错误作斗争。二、陈独秀毕竟是党的创始人，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另外，陈独秀反对中共中央在“中东路事件”中所采取的立场，是通过给中央写信的办法表示的，这并不违犯党的组织纪律。因此而开除他的党籍是不妥的。所以，他有些迟疑地说道：“我谈点不同的意见。陈独秀同志是我党的主要创始人，他是有着特殊历史功绩的……”
“那他就更应当遵守党的组织纪律，而不应该成为他反对党的路线的护身符!”李立三未等周恩来把话说完就抢先说道。
“立三同志，”周恩来看了看李立三那无比愤慨的表情，冷静地说道，“我的意思是，中央在作此决定之前，应当严肃地和他谈一次话，做最后一次挽救。”
对此，李立三没有说什么。最后，经中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与陈独秀进行一次谈话。
诚如前文所述，这时的陈独秀完全接受了托洛茨基的理论和观点，对中国革命的失败和前途也有了一整套的想法。他作为一位视信仰超过生命的革命家来说，是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立场的。所以，当向忠发代表党中央向他宣布这次谈话的用意之后，陈独秀就堂而皇之地从理论上给予反驳。最后，他理直气壮地说道：“我是一个绝不随波逐流的人!在我讲了反对六大路线的意见之后，我还要郑重宣布：过去的革命已经过去，将来的革命还未来到。我的结论是：将来的中国革命，不是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不是二月革命，而是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总和。”
向忠发虽然被共产国际捧上党的总书记的宝座，但他的理论修养却是较差的，根本无法与陈独秀这样的大理论家相比拟。他听了陈独秀这番空泛的理论之后，颇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为此，他耐着性子说道：“独秀同志，你能不能把你讲的这些观点说得更明确一些?”
这时，陈独秀或许是讲得有些口干舌燥了，暂时中止演说，拿起他那把宜兴壶呷了一口香茗。
接着，他又侃侃而谈，“我认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及中农，在革命斗争激烈时，都必然动摇，只有贫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而也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因此，你们在农村搞农运，组织农民暴动，是在脱离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在重复几千年以来的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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