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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建议很快得到中央批准。接着，他又把亲自起草的《中央关于对付敌人“围剿”的策略问题给一、三两集团军前委诸同志的指示》，交由中央常委讨论通过，并于十月二十九日派人送往中央苏区。周恩来在这一指示中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以及敌人可能采取的战略行为。明确指示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并指出：“过去红军中之保守与地方观念，已限制了红军的不少发展，兜圈子式的游击，已使红军不能有阵地的向前发展，现在如果你们不以组织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为红军的中心任务，而仍回到过去‘分散以游击’‘兜圈子以避敌人围剿’的道路上去，则这一退守策略，必然要遭受严重的失败，而为敌人各个击破。”为此，他又代表中央为第一次反“围剿”制定了如下的战略：
你们必须坚信：在敌人的进攻与“围剿”中，在全国革命斗争日益发展的形势下，只要我们能坚持进攻以击破敌人“围剿”的策略，只要我们能动员广大群众一致起来反抗这一“围剿”，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则胜利必将为我们所得。
与此同时，身处反“围剿”第一线的毛泽东则认为：“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虽然有了相当的发展，但苏区还不巩固，在全国范围内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还远未改变的条件下，对于敌军的大规模‘围剿’，红军应先向苏区内退却，依靠苏区人民的支援和有利的地形条件，发现和造成敌军的弱点，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变化，然后集中兵力实施反攻作战，各个歼灭敌军于运动中，以粉碎敌军的‘围剿’。”简言之，毛泽东为第一次反“围剿”制定的是“诱敌深入”的方针。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军事战略上的差异;二、证明正确的战略、战役的确定，是建立在知己知彼之上的。
正当周恩来在努力地克服立三盲动错误所造成的损失、积极为中央苏区反“围剿”提供战略情报的时候，时在中央负主要责任的瞿秋白突然叩门造访，心情有些沉重地递上一封信。
“这是陈绍禹和秦邦宪他们写给中央的信，你先看看，然后我们再议。”
周恩来接过王明与博古写给中央的这封信后当即拆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封信的标题：“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意见”。他禁不住一怔，暗自说道：“他们并不了解中央苏区，怎么也要向中央建议反‘围剿’的意见?”遂不动声色地严肃地审阅了这封致中央的信。他读完这封信后，方知是一封借着粉碎敌人的“围剿”为由头，实质上是反对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信，其用词之尖锐与激烈的确出乎周恩来所料。他把其中一段话又用心地看了一遍：
我们认为这些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过去李立三同志为领导的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意义上的继续。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混合物，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立三同志的路线和国际路线是不能并容的。立三同志的路线的发展，必然要走到脱离共产国际、反对共产国际的地位上去(事实上已经走到了这种地步)。
周恩来看完这封信的直觉是：王明与博古等人突然改变了观点，不仅明确地指出李立三所犯错误是路线性质的，而且还明目张胆地指出，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是立三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意义上的继续”。换言之，由他与瞿秋白共同主持的三中全会以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执行的是一条没有立三的立三路线。这在周恩来看来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诚如前文所述，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召开的，就是说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在政治路线上是一致的，而立三同志为代表的错误，只有局部策略上的失误，不存在路线问题。因此，他对王明、博古致中央的信中上纲为路线错误一是反感，再是觉得他们年轻，没有实际斗争经验，纯属是个人情绪的宣泄。他稍许平静之后，对瞿秋白同志说道：“不要把他们的来信看得过分严重。我看，是他们不想去中央苏区的一种借口。”
对此，瞿秋白有些惨然地笑了，随即又微微地摇了摇头说道：“我看，问题可没有你说的这样简单。或许是我过分的敏感，我总感到这封信的背后一定还有文章。”
对此，周恩来依然是将信将疑地望着情绪低沉的瞿秋白。
接着，瞿秋白从周恩来的手中要过王明、博古的信，指着信的结束部分，说道：“恩来，你看看这封信最后两段的语气，难道会是出自他们两个刚出茅庐的学生之手吗?”
周恩来再次接过这封来信，用心地研读这两段文字：
我们认为在目前紧张的局势下，任何争论和争辩是不必要的。并且用不着任何争论。李立三同志的路线和中央目前的错误与国际决议对照之下已极端明白的放在面前，问题是在中央要以布尔什维克的勇敢和自我批评来承认差错，以避免争论，使妨碍党集中力量来解决当前的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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