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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王明开始写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两条路线》。他为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把这本约十万字的小册子写作时间提前到“在三中全会决议发出后，利用那时立三同志等停止了我的一切工作的空闲时间来写成的”。他为了显示他的才能，竟然谎称“这一本小册子是差不多费了半个月时间写成的”。另外，他为了掩盖自己先于中央得到十月来信，还在后记“几点必要的声明”中说：“这一小册子在国际来信前的一个时期中，的确曾经起过相当的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的纲领作用。”笔者暂不剖析《两条路线》的实质问题，仅就常识而言，一部十万字的论著，且写好后又复写了三份，合计用笔写了二十万字。他王明再是天才，也不可能在半个月内完稿，并又复写完毕装订成册的。
显然，王明是有意在扯谎!
王明自从先于中共中央获悉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之后，他为了抢旗帜，争当中国共产党内的先知先觉，真可谓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精神上一扫昔日的沉闷，分外活跃起来。他又是亲自动笔撰写批判所谓立三路线的长篇论文《两条路线》，又是约见先后由苏联回到上海的留苏同学共商所谓大计，又是不失时机地在给中央写信抢旗帜的同时，把六届三中全会选出的中央领导推向对立面……总之，在他看来，韬光养晦的时期终于结束了，他王明不仅等来了出头之日，而且他就要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伟大旗手了!
据史记载，就在党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时候，“王明、博古、陈昌浩还有一人，在兆丰公园开秘密会议，研究不去苏区问题”。或许应了“人逢喜事精神爽”那句老话了吧，这四个先后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同窗好友也有了雅兴，包了一间茶亭，一边品茗一边交谈。由于博古、陈昌浩在这本拙作中，以及在中国未来的革命中都曾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故有必要对他们先分别简介几句。
博古，原名秦邦宪，祖籍江苏无锡，但他却于一九○七年出生在浙江杭州。早年受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后又受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的影响，毅然加入国民党，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不久，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仙逝，他又积极参加五卅爱国运动，并在十八岁那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派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与王明、陈昌浩、沈泽民、张闻天等人是同学。由于他们在反“江浙同学会”等问题上观点较为一致，且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上又有着同一的认识，故都得到了米夫的青睐。他于一九三○年五月回国，由于与王明、王稼祥、何子述等四人反对李立三，一起受到党籍处分，并要他与王明等人一块去中央苏区工作。对此，他有着很大的抵触情绪。
陈昌浩，湖北省汉阳人，生于一九○六年，长博古一岁。他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在苏联学习期间，他因班级低，不仅难于与张闻天、沈泽民这些有红色教授之称的同学相攀，而且在王明这些师兄面前也没有说话的份儿。但是，就思潮而言，他是站在王明、博古等人一边的，在反所谓“江浙同学会”的时期只是跟着呐喊而已。王明、博古等同学先后回国之后，他渐渐地成了米夫的红人。共产国际发出十月来信之后，他与沈泽民、何凯丰等人带着恩师米夫的口头指示相继回到上海，并向王明通报了十月来信的内容。这时的陈昌浩深知恩师米夫对王明所寄予的厚望，因此，他的一切言行唯王明是从。
王明这时的自我感觉真是好极了!他大谈了一番他与博古致中央信的内容之后，又颇有些得意地呷了一口香茗，说道：“我真想亲眼见一见，中央的领导，尤其是周恩来与瞿秋白二人，他们收到我们这封信后的表情。”
陈昌浩始出茅庐，还没有修炼到遇大事可淡然处之的火候，依然带着学生腔，很是激动地说道：“我希望他们大发雷霆!唯有大发雷霆，才可以激化矛盾;唯有激化矛盾，才可以把他们的错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是的，是的。”博古深表赞成地说，“唯有让更多的同志认识他们错误的实质，方显出我们这些忠诚于共产国际的同志的本色;唯有让党内更多同志认识、了解我们是共产国际所信任的人，我们才有可能把握中国未来革命的命运!”
“据泽民同志说，今天是可纪念的十一月十六日，他才把译成中文的来信交给中共中央。我想嘛，”王明有意停了一下，小小地呷了一口香茗，“前几天，我和博古联名给他们写了一信，表明我们是觉醒者。在他们收到共产国际来信的今天，我再和博古联名给他们写一信……”
“给奉命回国处理立三问题的两个大人物以当头棒喝：该清醒了!”王明得意地笑了，遂又学着江南名士的风度呷了一小口香茗，近似自言自语地说：“这样一来，我的顶头上司罗迈，还能强迫我等去中央苏区吗?”
“我看啊，”博古接过话茬，“这个前执行秋白路线，后执行立三路线的罗迈，他倒是应该考虑考虑换个地方了。”
王明于无意之中向外一看，只见一位身着西装的青年神情沮丧地走来，先用手示意静声，说道：“这不是我们当年留苏的同学王掘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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