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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地有系统地揭破李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是两条原则不同的路线，揭破李立三路线的机会主义的实质;并且迅速的纠正目前的各种策略上分析上的错误，将这些错误教育全党同志。
周恩来看后自然是非常气愤。但是，由于他与王明、博古等政治方面没有太多的交往，更没有瞿秋白与他们——实质上与他们的恩师米夫等人的斗争经历，也不会把他们这封信与共产国际东方部联系起来，所以，他望着面色沉郁的瞿秋白问道：“那……又会有什么其他文章呢?”
“我只是一种感觉。”
瞿秋白的感觉是正确的。王明与博古致中央这封信的背后的确是有着一篇大文章。为把问题说个清楚，还是请读者跟着笔者重新回到八月初去吧。
诚如前文所述，李立三等人为坚持其“左”倾冒险错误，与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代表发生严重对立。“为了统一思想，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在八月六日召开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罗伯特等四人和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向忠发、李立三等三人。会上，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对此，史家作了如下评述：
会议一开始，向忠发就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接连提出几个问题：远东局是否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仍然存在?远东局承不承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远东局是否认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在政治上已经破产了?
面对向忠发连珠炮似的提问，罗伯特一面表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和纪律的;另一方面又毫不客气地指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最近两次会议上，暴露出它有执行反共产国际政策的危险倾向，所以远东局必须以十分坚毅而果断的态度发表意见：政治局没有破产，但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进行斗争，使它按照共产国际的决定来完成自己的任务。
向忠发抓住罗伯特认为中共中央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这句话，指责共产国际远东局：既然你们自己承认近两年内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又为什么要召集青年同志到你们那里，在同他们的谈话中表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从而使党的团结受到威胁?……如果远东局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犯了严重错误，那它就应当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罗伯特毫不示弱，在讲话中一一列举了李立三等人所犯的错误，并对向忠发的指责进行反驳……他严厉批评李立三执行与共产国际路线对抗的政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而公开地发表了反对共产国际的意见。最后，罗伯特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五条建议：第一，政治局要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定;第二，在共产国际的新决定到达之前，推迟发动南京和武汉的起义;第三，由于事态发展而需要作出的一切决定，应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负责处理;第四，停止争论……
李立三表示：“明天将在政治局讨论这些建议。”……
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杰克也严厉地批评了李立三……他指出，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不下十次地说，共产国际没有弄清中国的形势、共产国际的路线需要修改、共产国际应当采取进攻路线。据李立三说，共产国际竟连中国革命的总趋势都不理解……杰克的讲话还未完毕，向忠发便大声插话，使发言无法继续进行下去，联席会议不欢而散。
会后，中共中央以向忠发的名义致函斯大林，请求给中国革命以切实的援助。自然，也严厉地指责了共产国际远东局。
对此，周恩来与瞿秋白一无所知，因为他们二人正在回国的路途之中。
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以及远东局的报告送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书记处阅完这些材料，特别是对八月三日以来中共中央讲的对共产国际不尊重的议论十分恼火。“在共产国际看来，李立三竟然要同共产国际算账，这是共产国际的纪律所不能允许的。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把李立三的错误性质由策略错误上升为路线错误，决心对李立三的问题来一次彻底的总清算。”就这样，共产国际执委会于十月形成《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并派专人送往中国。这封信不仅把立三错误升格为路线问题，说他执行的是一条“反国际的政治路线”，而且还全盘否定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积极作用，给它戴上了“调和主义”的帽子。
中共中央于十一月十六日收到共产国际这封十月来信。
但是，王明却早在这之前就知道这封十月来信的内容了，故他在十一月十三日与博古致中央的信就明确指出：李立三犯的是反共产国际的路线错误，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是立三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意义上的继续”。
但是，王明是何时，又是通过什么渠道获悉这封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呢?据一位与王明在苏联同窗共读的学友说，是他回到上海后，在马路上碰到了王明，告诉了他有关十月来信的内容。但是这并不排除还有其他的渠道。就史料分析：一、诚如向忠发指责共产国际远东局说的那样：“为什么要召集青年同志到你们那里，在同他们的谈话中表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由此可知，王明这位受到共产国际青睐的青年，一定会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座上客。自然，王明从远东局处提前获知十月来信是顺理成章的。二、也就是在共产国际形成十月来信之后，把一批忠诚于共产国际的留学生派回中国，于十月底、十一月上旬先后到达上海。他们是陈昌浩、沈泽民等人。据茅盾的回忆：沈泽民带回了十月来信，并赶着翻译成中文，提交中央。王明在苏联留学期间，与他们同属米夫所信赖的弟子，陈、沈等人回国之前，恩师米夫会不会叮嘱在翻译成中文之前，先把十月来信告之王明，并抢在中央之前举起批判立三路线、批判六届三中全会为“调和主义”的旗帜，这也是有可能的。这恐怕就是王明、博古致中央信的政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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