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上海四（9）

    周恩来清楚何应钦坐镇南昌，是“围剿”中央苏区的总司令部，位于中央苏区的北与西北两方。为了把敌人的注意力有意引向长江以北，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对于鄂东鄂南两特委及十六军工作的决议》。要求“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组织广泛的游击战争，建立各地苏维埃政权，以求得湘鄂赣边区的巩固”。严肃指出，“只有在这一苏区根据地巩固的条件下，才能冲破敌人四面的‘围剿’，才能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而给一、三集团军以直接的帮助。”同时，还规定了“红十六军目前的作战方针，要求应与红一、红三军团主力取一致行动，以打破这一方面的当前敌人”。

    这样一来，周恩来就把已开始第二次“围剿”的敌人分散或滞阻在南、东、北、西北诸方向，等于为中央苏区在粉碎第二次“围剿”之前，就减轻了外围的压力。

    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由于王明等宗派主义者残酷打击不同意见的同志，涣散了党的凝聚力，使得一些本来可以留在党内继续革命的同志离党而去;还有一部分革命意志消沉的同志，诚如周恩来说顾顺章那样“立三路线和四中全会都加深了他的动摇”，有的离开了党，有的叛变投敌当了鹰犬……总之，在报纸上经常可见脱离共产党的声明。结果，对各地的地下党组织，尤其是上海的地下党中央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与此同时，周恩来考虑到此次“进剿”中央苏区的部队多为冯玉祥的西北军，为了便于从上层做西北军高级将领的工作，借以策应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同时，迅速地发展北方的革命运动，遂决定派熟悉北方情况的胡鄂公、杨献珍二人，去天津发展政治情报工作。恰在胡、杨二人领任受命，刚刚到达天津之际，周恩来又惊悉：由于叛徒的出卖，顺直省委再次遭到敌人大的破坏，省委的多数负责同志落入敌人的魔掌。为此，周恩来代表中央指示胡、杨二人：暂缓开展政治情报工作，立即与曾任天津税务局长的刘少白同志联系，先做营救被捕同志的工作。

    也就是在这种前提下，中央于四月九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为确保中央的安全，讨论中央的组织和工作方式。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对党的秘密工作提出要求：“中央各部门要精简人员，要尽量减少文件，内部交通要用口头传达的方式，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不在家中办公，家中不放文件，党的领导人也要社会化、职业化”等。

    正当国民党军重兵压境，中央苏区各级组织和红军正在紧张地进行反“围剿”准备的时候，周恩来不仅没有等来中央苏区制定的反“围剿”战略，相反，传来的消息却是：“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代表团(即业已进入中央苏区的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内，对反‘围剿’方针出现了分歧。”有关这次战略分歧，权威著作《毛泽东传》作了如下评述：

    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最紧迫的问题还是要确定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会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苏区中央局代书记项英等许多人仍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敌军的严密包围难以打破，并抓住中央三月二日指示信中“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那句话，主张将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去。还有些人主张“分兵退敌”，认为这样做“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毛泽东反对这两种主张，继续坚持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内的军民来击破敌军的“围剿”，并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他的意见只得到朱德、谭震林等人支持，在会上处于少数地位。因此，他便提议扩大会议范围，来讨论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方针问题。这个提议被接受了。第一方面军参谋长朱去卿走出会场时担心地说：“大敌当前，中央局这样不能统一，可不是件好事啊!”

    周恩来在获悉这一消息后，不仅为“大敌当前，中央局这样不能统一”而焦虑，更重要的是还考虑到中央近来向各根据地派去了很多同志，如与当地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员发生意见分歧“可不是件好事”，一定会影响打破接踵而来的不同形式的“围剿”。为此，中央政治局于四月二十一日召开会议，讨论苏区内党的组织问题，最后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决议。他认为“组织了中央局或中央分局便将苏区当地的最高党部委员会代替和取消了，这是中央工作中不正确的委派制度的残留。因为中央局或中央分局的组织，他只是代表中央去直接指导和帮助当地党部工作的进行，个人的代表与集体的代表在职权上原无分别，他绝不能因为中央局是集体的组织便代替了当地最高党部的自己组织，这将妨碍当地党部自己职权的行使与工作的独立”。他明确指出，“两种组织绝不容混淆与合并起来。过去的错误办法，现应立即改正”。

    事后追论，周恩来这一思想不仅对王明等宗派主义者派出的“钦差大臣”是一种制约，同时也从旁支持了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当地的领导同志。自然，对处于少数地位的毛泽东同志也是一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