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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顺章这个家伙，除了吃喝玩乐之外，再一个特点，就是乱干，为所欲为。我在特科时，他曾经拟订计划，要用几箱炸药，爆炸一品香旅店，还想组织力量，抢劫私运毒品的外轮，以制造所谓“声势”。这些当时都被我们大家制止了。
由于顾顺章的人生观完全堕落了，或者说他作为流氓无产者的本性未改，因而在他的内心中，对上述那些丑恶的腐化生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对于周恩来等同志的批评，他表面上虚与委蛇，一旦回到他的“公馆”照旧继续胡来。另外，他还清楚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也有一个公开的情人，党的所有领导都未出面批评过。这不仅给他找到了继续胡作非为的借口，而且也为他阳奉阴违、屡教不改提供了依据。为此，周恩来毅然作出决定：顾顺章调离中央特科，为加强中央苏区的领导力量，随中央迁往江西。
顾顺章当然清楚周恩来这一决定的真正用意，遂产生了极大的抵触情绪。另外，他自幼生长在大上海这座冒险家的乐园中，这些年又过惯了这种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让他去江西住农村，时时与枪林弹雨打交道，他打心里是不愿意的。
说到顾顺章的思想变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历经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之后，严酷地打击了一大批党的优秀领袖人物，再加之何孟雄等人的被捕，罗章龙等人被开除党籍，各地下党组织相继被破坏等等，使得很多革命意志不坚定者相继登报离开了党。这时的顾顺章也产生了离党投蒋的想法。就在他奉命护送张国焘、陈昌浩西去的前夜，他就预留了一封向蒋介石自首的信，藏在写字台里备用，大意谓“不满共产党”、“早有反正来归之心”等等。并叮嘱其妻说：“我如被捕不能回来，可将此信交给蒋介石。”对此，周恩来于一九五○年五月在军委情报部的一次讲话中曾说过：
“顾顺章的叛变，不是偶然的，当时的立三路线和四中全会都加深了他的动摇，而我们没有预先警觉。”
周恩来的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立三路线和四中全会都加深了他的动摇”，这是千真万确的，也是符合顾顺章的实际情况的;二是“我们没有预先警觉”，笔者认为这是周恩来的自谦。诚如前文所述，周恩来数度批评顾顺章，并决定调离特科等。同时，他还调聂荣臻同志进中央特科，接手顾顺章所负责的有关军事情报等。这都说明周恩来预先是有警觉的。
另外，还有一个可佐证周恩来预先有警觉的事例，就是他亲自决定调牧师董健吾随同顾顺章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武昌。
董健吾的公开身分是牧师，不仅是通硕大儒杨度先生的弟子，同时还与宋氏兄妹有着较深的私谊;再者，他原先曾为冯玉祥将军读经讲道，与西北军中的高级将官相识。时下被蒋介石改编的西北军多数调往鄂豫皖三省，执行蒋介石“进剿”中央苏区、鄂豫皖根据地的任务。在周恩来看来，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陈昌浩西去武汉的期间，万一发生什么不测事件，董健吾还可利用上述有利的条件化险为夷。再者，董健吾早年出于好玩，也曾经练过几手小魔术，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与化名为化广奇大魔术师的顾顺章配合一下。为此，他又亲自找董健吾谈话：“过两天，有一位很重要的同志去远方，这护送任务，仅顾顺章同志一人我不放心。”
董健吾没有想那么多，只是按照地下工作的纪律一言不发，静静地接受周恩来交给自己的任务。
“我想了很久，知道你也会玩两手魔术，想请你协助顾顺章同志完成这项任务。”
董健吾微微地点了点头，小声地问道：“我是以神职人员出行，还是以普通百姓身分与老顾同行呢?”
“以普通百姓的身分为好。”周恩来说罢又补充道，“不过，你照样带着牧师的着装，在必要的时候，你还可以用神职人员的身分做掩护嘛!”
“我还有其他的特殊任务吗?”
“有!”接着，周恩来指出时下白色恐怖严重，到处都有敌人的警察与暗探，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另外，顾顺章远在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时候就是知名的人物，不仅有不少特务认识他，而且还有很多叛徒想拿他加官晋爵。最后，他又有些沉重地说，“可是老顾呢，他一向爱出风头，又喜欢登台玩几手魔术，加之这次是去武汉，他在那里的熟人很多，一旦被人认出来，就会出大的事情的。”
董健吾一听责任重大，遂又陷入静听与凝思的状态中。
“因此，我要求你此行务必提高警惕，千万不能发生意外。”
“万一……”
“绝对不能有万一!”周恩来说罢又想到了以顾顺章在党内的地位，董健吾是没有办法制约的。他沉吟片时，遂又看了看显得有些沉重的董健吾说道，“万一发现有异常情况出现的苗头，你要立即向上海报告。”
“是。”董健吾下意识地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我也只有请万能的上帝保佑我一路平安了。”
接着，周恩来又亲自找顾顺章面谈，重申了这次护送张国焘、陈昌浩进入鄂豫皖苏区的战略意义，以及沿途应注意的事项。最后，他深沉地说道：“顺章同志，祝你一路顺风，早去早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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