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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顺章当然明白“早去早回”这四个字的含义，同时也越发感到共事多年的周恩来已对自己持有戒心。他笑了笑，说道：“还是那句老话，后会有期，请放心!”
恰在这时，张国焘前来领受登程西去的具体任务。寒暄过后，顾顺章成竹在胸地说道：“国焘同志，你和昌浩同志于四月一日启程，这天有一艘来往上海和武汉的‘野鸡船’，老板和我很熟，你打扮成普通商人，我已安排好了人接你上船。”
“你不和我们乘一条船走?”张国焘愕然问道。
“不，我和董牧师带一支小魔术队，于三月三十日乘英国轮船先行一步，在汉口安排好有关人员，好护送你们安全进入鄂豫皖苏区黄安。”
“那就全拜托你了!”张国焘说罢转而面对提前送行的周恩来问道，“恩来，你还有什么叮嘱吗?”
“该说的，我们在政治局会议上全都说了，一句话，希望你们在鄂豫皖尽快打开局面。”周恩来说道。
“请放心，我会努力去做的。”张国焘答说。
周恩来似对顾顺章依然不放心，沉重地说出原沪西区委书记尤崇新调到武汉不久即被捕叛变，他天天领着敌特警察走街串户，抓捕共产党人，给武汉的党组织造成了很大威胁。最后又说道：“顺章同志，尤崇新和你很熟，一旦在公众场合相遇……”
“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机会，”顾顺章冷笑了一声，“到时，我就让他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
“不准蛮干!”周恩来几乎是下意识地反驳，接着，他又近似下达命令地说道，“你一定要记住，快去快回。”
“是!”顾顺章颇有情绪地答说。
第39章
张国焘是六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他离去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只有向忠发、周恩来二人;另外，向忠发、周恩来等中央政治局委员也要相继撤离上海，进入各中央苏区，因此中央必须重新建立领导核心。为此，中央政治局于三月二十八日举行常委会议，“周恩来提议罗登贤、聂荣臻可参加常委。会议决定常委由五人组成：向忠发、罗登贤，中央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军委参谋长参加会议”。由于沈泽民已经进入鄂豫皖苏区，他的宣传部长一职由从苏联归来不久的洛甫(张闻天)接任。
接着，周恩来通过钱壮飞等不同的渠道获悉，何应钦于三月二十七日下达了向中央苏区进攻的命令，并于四月一日分四路大举进犯。其进攻路线如次：
第十九路军第六十、第六十一师主力由兴国地区向龙冈、宁都方向攻击前进;第五路军第二十八师、第四十七师第一旅、第四十三、第五十四师由泰和、吉安、吉水、永丰等地向东固、潭头、沙溪方向攻击前进;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七、第二十五师由乐安、宜黄地区向大金竹、洛口方向攻击前进;第六路军第五、第二十四、第八师由南丰、康都地区向广昌方向攻击前进，第五十六师准备由建宁经安远汛相机会攻广昌。
同时，何应钦对这次“围剿”中央苏区还采取了军事、政治、经济相结合的办法，因而他“在军事上，按照‘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一天只前进二点五公里、五公里或十公里，每前进一步，先以小部队进行游击侦察，然后大部队才向前推进;每占一地，立即构筑工事和进行搜山、‘驻剿’。在政治上，每占一个城镇，立即把地主豪绅召回来，组织‘善后委员会’(地主豪绅政权)和‘守望队’(地主豪绅武装)，进行恐怖统治和欺骗宣传。在经济上，除继续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外，进入苏区后，大肆抢劫、烧杀，并毁坏禾苗，屠杀牲畜，企图造成苏区经济困难和人心恐慌。与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办法相配合，还派遣特务潜入苏区，刺探情报，制造谣言，挑拨红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扰乱红军后方”等等，给红军制定粉碎这次“围剿”的战略与战术，都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书记，看了上述情报之后，除去自己压力重重而外，的确也为朱德、毛泽东等前线指挥员捏着一把汗。因为这次反“围剿”战争的兵力对比是六比一，且敌人装备优于红军许多;另外，江西中央分局至今还未报来如何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战略计划，这说明前线指挥员在制定战略的时候有分歧。为此，他把这份情报转给军委参谋长聂荣臻，通过交通局立刻送往中央苏区，供朱德、毛泽东等同志作参考，希冀尽快拿出一个可行的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战略方案来。
同时，周恩来从战略全局考虑，为减轻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压力，他在参与修改的《中央对福建目前工作决议》中，明确指出：“党在目前主要的任务是巩固红军苏区反对军阀第二次的进攻。这一任务，在福建主要的是反对军阀张贞等进攻闽西。”同时，中央又致信闽粤赣特委，指出“闽粤赣是整个中央苏区的一部分，保持与巩固闽西根据地，即是巩固中央苏区的后防，保障中央苏区的胜利”。要求“尽力发展闽西的广大游击队，从军事政治方面坚强红军，与国民党军作战，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周恩来的用意是清楚的，那就是把敌人极大限度地滞留在中央苏区的东、南两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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