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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孟雄等“老干部派”为什么要求共产国际派张国焘回国呢?这其中既有其远因，也有其近因。所谓远因，张国焘与何孟雄、罗章龙等老干部同是北京大学的先后同学，他们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下，又都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实事求是地说，大革命失败前北方掀起的革命风暴，他们都有一份功劳。随着大革命失败所带来的危局，党内不断进行分化改组，逐渐形成了上面所说的鼎足而三且又势不两立的三大派。作为被米夫派等称为右倾的何孟雄、罗章龙等老同志，长期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派驻上海的代表有矛盾，希望在共产国际任职已有两年多的张国焘回国是可以理解的。所谓近因，除去何孟雄、罗章龙等人要求共产国际派张国焘回国以外，很重要的一条原因是，共产国际希望张国焘借批判李立三路线的同时，利用他与这些老干部源远流长的关系，把何孟雄、罗章龙等人拉到共产国际——实际上是米夫一边，支持王明等人接管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权。也或许就是出于上述原因，米夫等人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把尚在归国途中的张国焘抬上政治局常委的地位。
但是，张国焘回国自有他的政治野心，用他的话说：“我曾设想如果当时揭发米夫派的罪恶，要求立即举行中共五中全会，将陈绍禹这一群撵出中共中央，局面将难以收拾。如果何孟雄等没有被捕，或许我可以这样做，现在没有了他们，那就煞费考虑了。”把他的话说白了，他回国的目的不是帮着党渡过困难，而是想借助于何孟雄、罗章龙等老干部的力量，把王明这一群撵出中共中央，由他张国焘取而代之。由此可知，张国焘是有政治野心的，只是时机不成熟，没有演出后来在长征中演出的夺权丑剧。怎么办呢?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答案是‘投鼠必须忌器’!”换言之，继续等待时机。
关于决定加强苏区和红军的领导，是由周恩来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对此，张国焘作了这样的回忆：
周恩来为此提出了一个具体计划，经议决通过，其要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迁往江西苏区，由向忠发、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等领导前往。在鄂豫皖和湘鄂西两区分别设立中央分局，前者由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前往主持，后者则由已在那里的夏曦、关向应(关这时尚在狱中)等主持。中央迁往江西苏区后，在上海另设中央分局，指导白区工作，预定由赵云(康生)、李竹声等主持。
这个决议是中共将工作重心转到苏区去的一个关键，对于此后中共的发展有极大关系。我们当时的理想，是希望在江西能有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在那里竖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旗帜，联络长江以南和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共同奋斗，以期握有一省或数省的地盘。鄂豫皖苏区则为长江以北的主要核心，我们希望以那里为起点，向北发展，以期在大江以北掌握更广泛的地区。至于湘鄂西苏区则似是一个主要的卫星，并且可以向西南发展。……
我是自愿去鄂豫皖的。
虽说张国焘的上述回忆存在着错误，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对中国未来革命的构想;如果再联想到未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证明这一构想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也是极具战略意义的。更为重要的是，也说明了周恩来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逐步完成了由城市为中心向农村发展的阶段。
张国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且肩负着发展长江以北地区的革命重任，因而必须派一名有经验、且又熟悉通过长江进入鄂豫皖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线的负责同志，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前往鄂豫皖根据地。为此，周恩来又在人选方面颇费了一番心思。
负责由长江经武汉进入鄂豫皖苏区地下通道的是顾顺章。但是，在周恩来赴莫斯科之后，他当年混迹黑社会中的一些恶习复发。他认为自己不仅是工人出身，而且还是中央负责保卫部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自认为了不起，个人野心日渐暴露。最后，他竟然发展到骄横跋扈，不可一世，连党都不放在眼里，中央只有周恩来的话他还能听一些。那时，他除了在上海开设了一座“化广奇魔术店”作为联络点以外，还利用党的经费在英租界威海卫路原幢石库门八○二号包租一座“公馆”，家具陈设相当考究。按照白区工作的规定，他的家只有陈赓、李强能去，其他任何党的负责人都不能造访登门，这就为他过挥霍无度的腐朽生活提供了条件。据陈赓同志说：他曾去过顾顺章家两次，发现他生活腐化，花天酒地，乱搞女人，抽鸦片烟。更不能容忍的是，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还有浓厚的帝王思想，竟然请“星相家”看相算命，当他听“星相家”吹嘘他有“福相”，将来能当皇帝之后，还得意不已。对此，陈赓气愤之极，他曾对柯麟说：“我们两人如果不死的话，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
周恩来在听取了陈赓的上述报告之后，遂找顾顺章谈话，严厉批评，并向他指出，私生活的腐化堕落完全违背共产主义道德准则。作为共产党人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诚如前文所述，顾顺章在负责中央特科工作期间，他的工作重点不是放在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营救被捕的同志方面，而是热衷于处决叛徒、暗杀敌人等一些恐怖行为。只是由于周恩来同志的批评和阻止，才没酿成无可挽救的悲剧。对此，聂荣臻同志曾作过如下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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