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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周恩来在读十月来信的时候，必然还会注意到该信开始的这段话：“共产国际执委会很满意地接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通知，说在伍豪同志报告之后，政治局已经取消以前的决议，而完全同意于国际执委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所共同拟定的决议。”同时，他也会留意全信结束前的这段话：“共产国际执委满意地接到通知，说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已经接受这条路线，而排斥立三同志的根本相反的路线;我们希望全党都接受国际的这条路线而排斥立三同志的根本相反的路线。”这两段行文单从文字上讲，可以解释为共产国际对周恩来、瞿秋白奉命回国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是满意的;如果再联系到全信的核心是揭批立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把它当做政治家所惯用的客套行文或所谓策略手段也是可以的。笔者推想，周恩来可能全都估计到了。
周恩来是一位非常实际的政治家。他清楚党刚刚召开过六届三中全会，初步结束了李立三同志的错误，如果再因十月来信而引起党内新的争论，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另外，蒋介石已经调集近二十万人马，对中央苏区进行军事“围剿”，党的中心任务应当服从反“围剿”这一全局。笔者认为，这就是周恩来在讨论共产国际十月来信时的思想基点。请看周恩来在十一月十八日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国际来信的批评是很深刻的，指出过去对于路线的动摇。我们虽说过立三这一理论的发展可以形成另一条路线，但我们的指出是没有这样明显而深刻。”“对于国际来信的发表问题，我觉应遵照国际的指示，不允许扩大讨论，而使工作的停滞。因此此信只能发到积极干部中去，中央加以简要的说明。”“已经知道国际信的同志(如新由莫斯科回国的)，必须召集他们一次会议，要他们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的领导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
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与周恩来的想法是共同的，因此大家在发言中都一致“承认三中全会没有揭露李立三的路线错误，是一种调和态度。但认为在目前的特殊环境下，这个问题不宜在党内扩大讨论，以免妨碍正在实行中的工作转变并造成党的分裂”。同时，中央政治局或许都意识到了十月来信的严重性，因此，要求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再认真阅读十月来信，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
据史记载，中央政治局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召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共产国际执委十月的来信。有关周恩来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周恩来年谱》作了如下的记述：
自我回国以后，只在各个“左”倾策略上加以纠正，到三中全会时则作了总的纠正，但对“左”倾斗争不够，留有调和倾向。三中全会是接受国际路线的指示，并以此定出总的方针。但过去对立三路线错误的揭发，取了调和态度，没有指出其理论的基础，没指出因他的理论而产生各种问题上的错误。并强调说：要指出三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之下传达国际决议的，这样来回答攻击中央的人。
由上述发言可知，周恩来不仅知道王明等人在密谋反对中央行为，而且还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高举共产国际的旗帜，“指出三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之下传达国际决议的”，用以回答举着国际旗帜“攻击中央的人”。
与此同时，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还讨论决定，起草《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一是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对十月来信的态度，再是应付王明等“攻击中央的人”。
从政治局准备起草的决议到每一位同志的发言，都认为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核心是有权威的。或者说，是能够领导全党度过这暂时的困难的。
但是，王明等人早在获悉十月来信之后，就已经不承认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了。实出周恩来、瞿秋白等同志所料的是，他们给中央写信，以及他们在私下进行的一切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夺中央的领导权。把话说白了，就是要周恩来让位，瞿秋白下台，中共中央应当由我王明、博古等人重新组成。因此，他们从根本上讲，不仅不承认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而且还下定决心要夺权。
事有凑巧，也就是在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的这一天十一月二十二日，王明兴致勃勃地从敌人的监狱中接回了孟庆树，二十三日，又在博古、陈昌浩等人的帮助下，举行了婚礼。当时，王明与孟庆树结婚的场面是可以想见的。请看王明当场即兴赋的这首七律吧：
出狱两天便结婚，
双心结合胜千军。
三年多少悲欢剧，
银汉女郎不可分。
在王明看来，苦苦追求孟庆树整整三年，且演出了“多少悲欢剧”，但终于迎来了“银汉女郎不可分”的结果;更令王明欣喜若狂的是，他与孟庆树的结合一定胜过千军，必将开创政治上的新天地。换言之，他终于迎来了大显身手的好时机!为此，他把自己的婚礼变成了向党夺权的造舆论大会。
对此，中央尤其是周恩来是早有察觉的。但是，为了党的整体利益，他权且把王明等人的小集团活动搁置不顾，继续贯彻、落实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解决中央苏区急需解决的反“围剿”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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