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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载，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首先讨论了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形势，与会者都为反“围剿”战争焦虑不安。在讨论红军和苏区问题的时候，周恩来讲了这段话：
“红军的战略与党的政治策略不同，政治的策略是要向敌人进攻，但在军事方面，有游击的进攻，有防御的进攻，有暂时的退守。若军事必如政治，只有硬碰是不对的。”
周恩来说这段话必有所指，是针对党内那些不懂军事，却一味要求用进攻来对待蒋介石发起的第一次“围剿”的同志呢，还是隐喻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继续提倡反右呢?在没有准确答案之前，我们依然从上述讲话可知，周恩来在军事指挥方面，的确有着比其他政治局常委的高明之处。
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该决议仍然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三中全会一般的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立三同志在三中全会之上也已经承认自己的错误”。三中全会的不足在于，“没有把和国际路线互相矛盾的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路线彻底的揭发出来，亦还没有对于立三同志路线的影响占着优势的时期里面政治局的工作，给予正确的估量”。眼下，中央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最近来信的精神，所作出的这一决议，自然就是一个“补充三中全会的决议”。党在下一阶段的工作，也就顺理成章的是：“必须根据三中全会的议决案，根据政治局的本次决议，根据国际执委的来信，对于全党党员解释立三同志半托洛茨基路线的实质”等。
简而言之，中央政治局，包括周恩来都认为：三中全会是贯彻共产国际的会议，虽犯有调和主义的缺点，但大方向是不容怀疑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六届三中全会选出的领导核心是符合党的章程的，有能力带领全党贯彻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精神，肃清立三路线带来的一切危害。鉴于王明等人借反立三路线，公开要求辩论孰是孰非的做法，“政治局认为在党内实行‘公开辩论’立三同志路线问题是不适宜的，现在对于党正是很困难的时候”，“因此决定：关于立三同志路线只限于解释工作”。
对于想借此夺取党权的王明等人而言，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中央政治局作出的这一决议的。为此，他们利用自身的优势和能量，集合党内各种反对六届三中全会的势力，一起把矛头对准了瞿秋白、周恩来，以及经六届三中全会选出的中央领导。一时间，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央领导成员变成了他们攻击的靶子。而且，势头一天比一天大，调门一天比一天高。在王明他们看来，时下的党中央，在他们强大的攻势之下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塌台只是时间问题了。
对此，周恩来认为党中央必须作出反应，对其中带头闹事的王明等人，也需要给予有理有据的批评。为此，他于十二月一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批判立三路线的报告时，不仅严肃地点名批评他们反对中央和拒绝组织分配的错误，而且还“指出陈绍禹在与李立三的争论中，有许多观点如‘夺取武汉’、‘革命转变’等问题，与柏山(李立三)同志是同样的错误”。第一次严肃地指出：当前“尤其要反对有小组织倾向的同志之超越组织的活动”。
诚如史家所评说，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是有许多问题的。它不但没有从根本上揭露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而且还站在比李立三更“左”的立场上来反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把他的“左”倾错误当做右倾来反对，从而为王明推行更“左”的机会主义路线铺平了道路。请看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中这段最有代表性的指示：
只有完全和布尔什维主义不相干的人，才会把这种路线当做退却。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执行这条路线的时候。并不是退却，而恰好相反，正是进攻。革命并不停止，而是展开着。任务并没有降低，而恰好相反，正是具体地和实在地成为革命的任务。武装起义的方针已经抱定了。应当用布尔什维克的坚定精神和一贯精神，用列宁主义的坚持精神，去准备和组织武装起义。共产主义的先锋队一定要去教育、团结、组织群众，把他们引导到决战的阵地上去。不要消极，而要进行布尔什维主义的群众工作。不要谈论武装起义的“左派”空谈，而要切实准备和组织武装起义。
或许是周恩来从十月来信中看到了上述的原则错误，也或许是为了教育全党同志，甚至是为了回答党内的反对派，他花了几天时间，终于写成了《立三路线的理论基础》一文。他认为立三路线之理论基础有如下五点：
一、不懂得正确地估计阶级斗争力量的对比。
二、否认革命发展之不平衡的特点与对革命高潮认识的错误。
三、组织观念不正确。对此，周恩来严肃地指出：“立三同志对于组织的解释，常常以加强主观力量来回答，他完全是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
四、在估量斗争形势与布置工作中含有军事投机与军事冒险的观点。
五、用托洛茨基的理论来补充他革命转变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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