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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发生“富田事件”的时间。恰好是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期间。同时，又是在米夫策动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把王明捧上台而引起罗章龙、何孟雄等强烈不满的时候。二十军派人到上海向中央“控告”总前委，恰好又处在何孟雄、林育南等被捕，行将殉难的前夕，又是在中央苏区积极准备第二次反“围剿”的阶段。因此，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富田事件”的时候，非常严肃地指出：“立即去一训令，停止争论，一致向敌人作战。”
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更加棘手的是总前委和新成立的苏区中央局对事变的性质认识有分歧：总前委认为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中央局虽然也肯定事变在客观上‘完全是反党的反革命行为’，但是‘在组织上还没有证明他们全部都是ab团取消派’”。为此，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由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组成一委员会，对富田事件进行讨论，提出处理意见交政治局”。
二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派遣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处理富田事变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代表任弼时、王稼祥三人发言，指出：“赣西南的ab团是反革命组织，但是尚有动摇的和红军中的不坚定的分子，在客观上也可为ab团所利用。根据这一总的结论，须立即写信去，要他们停止争论，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敌人，等候中央解决。中央代表团有全权解决的权限。”同时，他考虑到仅凭对立两派的报告是难以作出正确结论的，他建议“派两位得力同志，分别从赣南、湘东进入中央苏区先行考察，为中央代表团准备材料”。
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周恩来的建议，并决定根据周恩来的意见，由任弼时起草一信。
三天之后，任弼时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起草了致红一方面军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信，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信中指出：
不幸的富田事变，恰恰发生于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而红军与群众正在与敌人艰苦作战的当儿，无论如何，总是便利于敌人而削弱我们自己的，无论如何，总是给ab团活动的机会而涣散我们自己的。现在中央所得的关于富田事变的材料还不能算为齐备，尤其是没有得到总前委的正式报告，因此，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央代表团没有到达以先，从总前委起，江西省委、各特委各红军党部，一直到各地党的支部都要立即停止这一争论，无条件的服从总前委的统一指导，一致向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
中央政治局经过连日研究后，最后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必须立即动身前往中央苏区。任弼时五日必须走，王稼祥七日走。与此同时，“去鄂西、鄂东北的人，本周内必须走，其余去各苏区的人，三月份内走完。由周恩来、邓颖超负责催促和安排”。
由于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同志行将分娩，在讨论任弼时行期的时候，周恩来曾建议任推迟几天。但是，一向视党的工作为第一的任弼时却坚定地说道：“不需要，琮英分娩事小，党的工作事大。再说，由党组织管她，我一切放心。”
周恩来听后深受感动，就在任弼时动身的头天夜里，他与邓颖超相偕叩开任弼时的门，只见陈琮英挺着个大肚子，很是不方便地在为任弼时收拾行囊。他们夫妇一见周恩来右手拎着一尾活鱼，邓颖超提着一篮鸡蛋，就异口同声地说道：“哎呀呀，看你们二人……”
“是多么的实在啊!”周恩来忙打断任弼时夫妇的话茬，把手中的活鱼交给陈琮英，笑着说，“鱼有二用：一给琮英吃，可以健身生奶;二为弼时同志此去中央苏区讨一个吉利：吉庆有余(鱼)嘛!”
接着，邓颖超又把那篮鸡蛋放在桌上，笑着说：“按照北方的习俗，做月子是要用鸡蛋来补身子的。”
“这……多不好意思。”陈琮英有些难为情地说。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周恩来笑着说，“今天，我把小超带来，就是要当着弼时的面宣布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任弼时不解地问。
“我为琮英同志请了一位保姆。”
“谁?”任弼时与陈琮英几乎是同时问道。
“我!”邓颖超指着自己说道。
“你?”
“合格吗?”邓颖超问道。
“这……怎么行呢?”陈琮英不知所措地说。
“行!”周恩来看着深受感动的任弼时，“由小超当保姆，陪着琮英分娩，不仅我放心，弼时同志……”
“我更会毫无牵挂地去中央苏区了。”任弼时说道。
“弼时同志，估计再过三个月，我这位苏区中央局的书记也会走马上任的。”
“我等着你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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