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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深沉地点了点头。
周恩来送走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之后，除去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以外，他作为中央军委书记且又负责苏区工作，即全身心地投入到指导苏区准备反“围剿”战争，以及向各苏区派遣军事干部两大任务中去了。在这期间，仅就指导各苏区工作一项，他就代表中央给各苏区起草了几封既有指导意义又有历史价值的信件。如：
二月十九日，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致赣东北特委的指示信。该信除要求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彻底肃清立三路线在赣东北工作中的影响而坚决的转变到国际路线上来”以外，重点强调在粉碎国民党“围剿”中应取的方针是：“发动最广大群众的斗争力量，联系着苏区非苏区的群众运动，集中与巩固红军的领导，配合着农民的游击战争，加紧在敌人士兵中的工作;这样，来与国民党军队作持久战，来疲敝与涣散敌人的战斗力，在适当的力量对比上”，“击破敌人的一方，给敌人以各个击破”。并且指出：“你们的发展方向，应以打通与西南一、三集团军的联系为主要任务。”“在发展中，必须求得巩固，绝对反对只发展不巩固的冒进政策。”
事后追论，这封指示信对发展赣东北苏区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月十日，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致湘鄂西特委的指示信。该信除了要求贯彻六届四中全会，批判立三路线外，指出：“你们没有巩固苏区建立根据地与改造红军的根本认识，而只凭脱离群众的单纯的军事行动企图取得大城市乃至最大城市，这完完全全是立三路线之不要根据地的冒险盲动主义的策略。”接着，又强调红二军团在粉碎国民党军“围剿”的作战中要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在配合群众的斗争，利用敌人的弱点的条件之下，击破这一线敌人的一方，以震动敌人的整个阵线。
事后追论，这封信对贺龙等同志克服困难，创建湘鄂西苏区起了很大的作用。
也就是在这前后，鄂豫皖苏区在曾中生等同志的领导下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三月九日双桥镇一仗全歼宋犯敌军主力，活捉敌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五千余人，缴枪六千余支、炮十四门。这是鄂豫皖红军取得的空前大胜利。为加强鄂豫皖苏区的领导力量，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区域成立中央分局的决议》，借新成立的鄂豫皖中央分局，直接领导这一地区的土地革命的开展。与此同时，决定派遣沈泽民去鄂豫皖苏区出任书记。
事后追论，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以及红四方面军的发展，无不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
根据周恩来与远东局达成的共识：加强各苏区的建设与红军的领导，张国焘、蔡和森、张闻天、杨尚昆等同志相继从苏联回到上海。如何安排这些同志的工作，以及如何把这些领导同志安全地送往各苏区，的确花费了周恩来很多心血。其中，最费心思的是安排蔡和森的工作问题。
蔡和森是中共六大的常委，因受立三等同志的无端打击，被迫把党给的一切权力交给了李立三，而自己凄然离国赴苏，在莫斯科一呆就是两年半的时间。去年岁末，李立三因犯路线错误遭到批判，像他当年一样，只身留在莫斯科做检查。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全党掀起批判立三路线的高潮，大凡受立三路线迫害的同志都得到了平反。可是，由苏联归来的蔡和森却无人问津。这对病中的蔡和森而言，无疑是一种精神打击。接着，他为了自己的工作问题向中央提出去中央苏区，与老战友毛泽东等同志并肩战斗，但一直未得到回音。为此，他又不得不问一个为什么。当他想到八七会议之后，他曾向中央提出与毛泽东回湖南发动秋收起义，后被某些人怀疑他与毛泽东有小集团之嫌未果，遂被派到北方工作。因此，他的思想负担又加重了许多。他独自躲在上海等待分配期间，想了很久很久，最后决定与老战友周恩来面谈一次。
周恩来是最善解人意的，他知道蔡和森的一切情况，也清楚他主动约见自己的用意。为此，他亲自买来了一瓶女儿红老酒，又提前煨好了一只鸡，等着重病在身的老战友蔡和森的到来。
作为政治家的蔡和森，最大的打击莫过于在他的政治面目上抹黑。时下，全党无一不知抹在他脸上的黑应当擦去，可就没有人主动地说一句：“抹在你脸上的黑搞错了!”当他走进周恩来的家门，尤其是感到那不多见的温馨之后，他认为应当向周恩来倾吐这两年多来憋在肚子里的委屈。所以，他就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的看法。
对此，周恩来心中的委屈也不少，尤其当他想到瞿秋白的遭遇，内心就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歉疚之感。算老账吗?莫说时下找谁去算，就说真的要算又能算得清吗?为此，他喟叹不已地摇了摇头，说道：“和森同志，我说句心里话吧，你暂时就不要去算这些老账了!就说立三同志吧，他的结果也并不美妙嘛!再说句不当说的话，就说我的日子吧，也不比你好过多少。”
对此，蔡和森是完全能理解的。但是，蔡和森把人间的一切都想得那样美好，遇到任何事情都希望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否则，就痛苦不堪。所以，他有些酸楚地问道：“你讲的我都理解，可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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